我完全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在会议中间所作的指示，完全赞同陈伯达同志十月十六日的讲话。 
   这次会议深入检查全党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方针和政策，以便于进一步肃清以刘少奇同志和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错误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制订和领导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是十分重要的。 
   現在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穿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个人。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决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两个人所犯的错误，肃清以我们两个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因为我们两个人不但对十一中全会以前一段负有完全责任，而且对十一中全会以后各地各部门由于我们所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个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針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错误的性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撒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们所犯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当时的情况是，在北京大中学校师生员工普遍起来之后，直接目标对准资产阶级当权派，许多学校党委和领导人压制革命群众，被批判被推翻，当时我们把派工作组当作万应灵药，对大中学校普遍派，有的学校工作队人数很多，而工作组一去就取得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地位，加之又普遍用农村或工厂四清运动中主席曾经批判过的方法工作，有的甚至用错误的旧思想方法去工作，实际上是让工作组去控制群众运动，把群众当作阿斗，把工作组当作了诸葛亮，结果扼杀了已经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普遍地发生了打击左派、学生斗学生，反而放松了甚至放弃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特别严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述的严重现象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理应得到及时纠正。当时中央会议上就有陈伯达等同志正确地分析了运动情况，反复提出了撤销工作组、由群众自己干革命的主张，一再坚持保留工作组，延续了五十多天，结果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由于我们犯了路线错误，使许多工作组同志遭到了很大困难，跟着犯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因此，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刘少奇同志来负担。不少工作组同志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志受了委屈，特别是由于我们错误的影响，使一些部门一些地方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对此，我感到非常抱愧。 
由于派工作组，还在学生群众中产生了对工作组态度上的严重对立，不少师生员工拥护工作组，或者又拥护反批评工作组，有的甚至在我们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提岀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极其错误的口号。但是，这些师生员工极大部分是革命的，积极拥护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责怪他们，不能说他们是保皇派。名符其实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刘少奇同志。 
   在北京两个多月的运动中，中央常委经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个人，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组后，不久就出现了压制打击左派，群众斗群众，群众反对工作组的情况，前面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同志中，以陈伯达同志为代表，就提岀了撤销工作组的正确意见，但是我们听不进，而对另一方面适合自己主观需要的错误情况和错误主张，却又很听得进，积极支持，陈伯达同志的正确意见是从群众中来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是紧跟毛主席思想、抓住运动主流的，而我们却脱离主席思想，对运动的主流认识错误，完全是违背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完全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特别严重的是，对于运动中的重要情况，对于指导运动的不同意见，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取得指示，以致这个错误延续了五十多天，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给运动造成了严重损害。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我们虚心一点，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向主席随时提出报告和请示，是一定会得到主席指示和帮助的，是可以使错误得到及时纠正的，因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队的意见。我们对这个指示沒有体会，而且违背了主席指示，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只会犯严重错误而不能自拔。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是派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一种表现方式，我犯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不是站在信任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的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总之，这一条严重的错误路线是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方针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亲自领导的。正如十一中全会指出的，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泛的新阶段。”这场伟大革命的目的，不但在于大中学校实现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他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批判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壮举。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如果不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是敢字当头，不是无限信任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依靠最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革命工农群众、革命干部来自己动手地进行这场革命，让群众在大风大浪中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破四旧、立四新的伟大任务，只有依靠他们的革命热情和智慧才能实现，因为只有他们熟悉情况，具有这种才智和本领，而我们这种人，是既不了解情况，也没有这种本领的。本来，北京大中学校运动起来之后，形势极好，群众普遍运动起来，冲击着一切牛鬼蛇神，冲击着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被所谓“乱”吓昏了，怕字当头，乱下药方，急于让工作组去控制运动，名为加强领导，实际起了扼杀运动的破坏作用，其结果是把轰轰烈烈的运动变得冷冷清清，群众斗群众，打击了左派，牛鬼蛇神暗自高兴。毛主席说这是实行白色恐怖，是长资产阶级志气，灭无产阶级威风，是一点也不冤枉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所犯的错误，一经主席和中央纠正，就出现了非常广泛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现了红卫兵这样旗帜鲜明的革命战斗组织，革命师生员工气势磅礴，由学校发展到社会，由本地发展到外地，以雷霆万钧之势，破四旧，冲击一切牛鬼蛇神，战果辉煌，立下了丰功伟绩，无疑这对教育和锻炼年轻一代，引导全国人民革命化，保证我国不变颜色，不但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极其深远的伟大意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证明我们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对了。而我们呢，身居中央领导工作的高位，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对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没有学好，没有领会，在自己的工作中，不理解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不信任群众，反而压制了革命群众，损害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这不但是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而且直接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我这次犯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思想的根源，也有作风的根源。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条是，长期以来，不但没有高举，简直可以说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理说，我的工作岗位是接近毛主席的，可以经常地知道毛主席的教诲和指示，但我却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差，宣传最少，用得也不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灵魂，掌握毛泽东思想多少，是鉴别我们究竟有多少马列主义、多少无产阶级思想的标准。不进别退，既然学得很差，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就会多起来，就必然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上，脱离毛泽东思想轨道，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一直发展到这次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这是必然的。回想起来，这些年来，我的思想和工作，都是退步的，由于学习不力，没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错误。我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好的，书记处直接管辖的中央各部门，问题也最多。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轰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说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错误，我是有分的，对于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错误，我虽然有些不同的意见，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方面的。至于一九六二年以前，还有不少错误，应该利用这个机会，严肃地加以检讨和清理。没有跟好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差，是与我的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密切相连。长期高高在上，工作不够勤谨，没有认真的向群众做过调查研究，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很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样，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常常犯严重错误，常常脱离毛泽东思想轨道，必然要发展到同毛泽东思想抵触的地步。而我自己，又长期不自觉，产生并发展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结果处理事情情往往不够认真，向同志、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主席的请示报告很少，这不但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组织纪律上也是不允许的，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曾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这个严肃的批评，对我很震动，但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自己，并沒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错误思想和错误作风，没有得到改正，这次犯路线错误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这次不犯以后也必然要犯的。总之，我的思想和作风，同毛泽东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没有紧跟毛主席，这就是严重地脱离了领导，加之又严重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完全暴露了我这个人，不是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完全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证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现在初步用镜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以我现在的思想作风和政治水平，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是不利的，我自己应深刻反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错误，保持晚节力求做一点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有这样的信心，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的积极帮助之下，在一个相当时间内，错误是会得到攺正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自己跌了跤子，应该自己努力站起来。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作为主席的助手和按班人，并且选拔了一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岗位上来，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措施，对我国对世界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衷心地表示拥护。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即时向主席请示报告，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也最了解群众和下面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地向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经。 
   我的上述检讨，当然只是初步的，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指正。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邓小平

毛泽东为什么取消高考?邓小平为什么要恢复高考

　　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搞了教育革命和文化思想道德艺术等上层建筑的革命，就是人民起来打到了一大批已经篡党夺权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已经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刘少奇邓小平一伙走资派及其牛鬼蛇神，为了要断其复辟资本主义的根必须让工农子弟跨进校门，培养和造就红色接班人，必须取消高考，让优秀工农兵走进大学，

　　习近平薄熙来就是代表，必须让工人阶级领导学校，文化大革命工农兵三结合领导班子进驻了包括大学在内的所有学校，人民从此真正掌握了教育领导权，旧知识分子臭老九必须靠边站，并且要求他们必须到工厂农村去接受劳动改造，必须到生产实践中去接受工人农民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今天看来其实这些走资派当权派并没有被彻底打倒，毛泽东后他们迅速翻身掌权了)，毛泽东提出的“教育首先必须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工农劳动生产相结合”教导在今天看来其意义更加伟大。

　　而邓小平上台的第一天就是恢复了高考。我们先看党史资料：

　　《毛泽东论教育革命》

　　毛泽东说：“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劳动。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

　　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架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作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美国的佛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买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

　　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课程讲的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

　　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

　　据说某大学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在班里水平最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优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

　　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了。

　　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20多年看不见稻、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么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十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

　　其实，入学前的小孩。1岁到7岁，接触事物很多。2岁学说话，3岁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

　　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区别，大人、小孩的区别，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区别，……只剩下了区别于其它动物的特点。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房，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毛泽东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12月出版

　　事实不正是如此吗?为什么取消高考?改革开放三十年再次证明了毛泽东思想是何等伟大!取消高考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由之路，必须从人民群众和生产实践中去培养优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成为大学生!我们再看人民日报原文：

　　高考开始的第三年，即1953年，北京一位考生8门成绩考了178分，该生坚持认为试卷出了评分出问题，三番五次给人民监察委员会写信提出控诉，到教育部大哭大闹。这是根据历史可查的炮轰高考的第一人。

　　中小学生负担过重问题是1950年实行高考后几年存在的一个严重的问题，1955年7月，教育部发出新中国第一份“减负”文件《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该文件称，1954年之后，学生负担过重，一般是大中城市的学校负担比小城市和农村的学校重，中学比小学重，高年级比低年级重。

　　一些高年级学校一周课时比规定实践超出5-10小时，多的高达24小时。奇怪的是，这个特点几十年没动摇，现在仍然是这样，而且相似的减负文件发了很多份，这是不是高考的问题?是不是中国教育的问题?我们办公楼都叫写字楼了，开会都叫论坛了，办公都无纸化了，这个老掉牙的问题现在还是老掉牙。

　　1955年有学生文科作文没考好，就游览万寿山，喝酒解闷，把笔记本和书本都斯掉了，个别人想“跳楼自杀”。四川一个家长，给学生放着一套新衣服，一根棍子和一口破锅，指着这些东西对学生说，考取学校就穿新衣服上学去，考不取学校就拿着棍子和破锅去讨饭。

　　1964年，北京铁路二中校长给中央办公厅写信，提出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1965年7月3日，毛泽东亲自批示：刘、邓、彭阅后，请尚昆办。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教授又甚不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毛泽东这段批示极其重要。尤其是“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成了后来取消高考的政治口号和最高指示。并直接导致1966年发出三份减负文件，这在我国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966年4月6日至4月16日，教育部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一共36个单位41人参加，我个人认为，这是空前绝后的高考控诉会，是取消高考的预热动作。虽然这个会议别有用心，弥足珍贵的是对高考问题的揭露，全点到死穴上了。这些问题到现在也没有什么改观。

　　高考把学生当作敌人，公开袭击，定期袭击。高考助长学生死记硬背，不是引导学生活泼主动的发展。高考按平均分数录取，要学生门门功课都好。高考超出中学课程范围，高考出难题，学生家长抱怨。学生紧张，高考每年总有人晕倒，把学生考焦了。家长紧张。老师紧张，全国考生集中在三天考试，如临大敌，气氛紧张。高考三天决定命运，偶然因素大。考生填那么多志愿，只从高校出发，不考虑考生的实际情况。

　　1966年6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高等教育部党委(关于改进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后的5天，革命小将开始向高考制度开炮，《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四班)学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说：现行的升学制度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的旧科举制度的延续，是一种很落后的、很反动的教育制度。现行的升学制度是和毛主席给我们制定的教育方针相违抗……其具体罪状如下：

　　(一)使许多青年不是为革命而学，是为考大学而钻书堆，不问政治。不少同学有严重的“唯有读书高”、“成名”、“成家”、“个人奋斗”、“走白专道路”等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现行的高考制度助长了这种思想。(二)使许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而造成许多“特殊”、“重点学校”、专收高材生，这种学校为一些只钻书本，不问政治的人大开方便之门，把大批优秀的工农、革命干部子女排斥在外。

　　(三)对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我们具体建议如下：从今年起就废除旧的升学制度。……仅仅隔了5天，6月11日，《北京市第四中学高三(五)班革命学生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以及《北京市第四中学全体革命师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全市师生的倡议书》说：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

　　这两封不同寻常的充满血腥的信是废除高考的直接导火索

　　196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发出。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一推迟可不是半年，1966年到1969年，高等学校停止招生。1970年，部分高校才以“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方式，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生。“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是这个时代高校招生的基本原则，招生的模式是“三来三去”，即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儿来哪儿去。虽然招生还在进行，但统一形式的高考消失了。

　　以上文章源自《人民日报》原文

　　可是邓小平被人民三次打倒后仍不思悔改，复出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了被取消了十年的高考，其宣扬的就是在“考场面前人人平等”“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就像现在他们高喊的“民主自由”，哪里有劳动人民的民主自由?哪里有劳动人民子女的分数平等?这些谬论看似有道理，其实却掩盖着剥削阶级及其丑恶的嘴脸，我们看现在：

　　一.从学习时间上看，许多工农群众的子弟由于要养家糊口，不得不把一部分精力放在劳动、务工、家务上，有的需要步行几小时才能够上学，与许多有钱人、有权人的富家子弟相比，他们的孩子进出有车、还可以住贵族学校，他们不但有充足的时间学习，而且还可以花大把的钞票请优质家教，你说，他们的考分会一样吗?在考场面前人人平等吗?

　　二.从学校的教学环境、教学设施条件与教学质量来看，不要说东西部有差异，就是在上海北京等同一个大都市都有差别，在同一所学校都有教学差别，你说他们的考分会一样吗?他们在考场面前真的人人平等吗?

　　三.从录取分数看，就是即使考分一样了，如果你报考上海地区的交大复旦等，上海考生580分就录取了，但是你是外地生可能620分都没有能够进去，因为大学的录取政策向本地生优惠，你能说考分面前人人平等、考场面前人人平等吗?

　　四.从家庭经济条件看，穷苦子弟在学校读书可能温饱还成问题，哪还有钱学其它?可是富家子弟可以通过红包权钱交易等方式担任班长学生会干部等、可以参加各种加分大赛，可以选修音乐文艺体育艺术等各类学科，你说他们的考分会一样吗，考场的命运人人平等吗?

　　五.就算一起进了大学，受教育程度也不一样，毕业如同失业，有权有势有钱的孩子当然更会投机钻营，父母会更会不择手段，不担心工作问题，但是对工农百姓子弟，父母为了孩子读大学，筹学费，含辛茹苦花掉了一生积蓄，有的甚至还背了债，毕业后却找不到工作。你说他们的命运一样吗?教育人人平等吗?

　　“考场面前人人平等”“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可见是不是鬼话呢?

　　是不是人生下来就有贵贱之分、穷富之分呢?在万恶的私有制资本主义剥削压迫下，教育会平等吗?分数面前、考场面前会人人平等吗?为什么邓小平复出的第一件事就是高考呢?其儿子邓质方1982年去美国、加入美国籍是通过正常的高考、人人平等的分数出去留学读书的吗?

从最广大人民利益出发，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积极应对严峻的精神文化危机和挑战，既倡导百花齐放，又强化激浊扬清，努力构建、丰富和完善有利于我国人民身心健康的社会精神文化生活，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全面振兴和繁荣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走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发展道路，是实现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的唯一正确道路。精神文化建设是社会文化建设的核心。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必须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 会《决定》，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抓住“为什么人”这一根本问题，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特质、发展目的和方向，对让人民群众共享社会主义文化进步繁荣成果作出了庄严承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建设总体上虽有很大发展，但存在的问题也日积愈重，主要集中在社会精神文化的失范和滑坡上。自然环境的污染很难治理，而精神环境的污染造成的人心涣散、信仰丢失、道德沦丧、方向扭曲则更难治理，治理成本太高！目前已到危机四起的境地。

——政治倾向危机。在网上、报刊上、学术讲坛上，以及各类书籍、影视、戏剧作品中，骂毛泽东、赞蒋 介石，骂共党共军、赞国党国军，骂红色历史、赞颠倒历史，骂英雄人物、赞汉奸恶棍，骂中国、赞美国，骂社会主义、赞资本主义，甚嚣成风，常见不怪，而若能 听到看到奋起反击的声音和文字，反倒叫人稀罕。最典型的是卖国主义盛行。被某些人奉为国师的茅于轼宣称：“卖国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错误，汉奸也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在败局已定的条件下，投降是正确的选择。”被正义群众斥为“卖国贼”的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爱国主义者竟被讥骂为“爱国贼”。 《百度百科》还大篇论释：“爱国贼是指以爱国主义为旗号和掩饰，危害、威胁以及攫取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分子”。茅于轼反共卖国被美国授予自由奖，他那个靠美 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天则研究所自命为“中共的掘墓人”，竟然能得到上层保护，肆无忌惮，畅通无阻。广大人民群众简直不可理解：难道真是世道变了？！最近， “维基解密”据美外交电报披露了又一批美国在华安插的 “线人”名单，300多名高官和大牌学者赫然在目，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各方面重大反响。美国高层震怒，扬言要对解密网站进行“制裁”；广大善良的中国人大吃一惊，汉奸当道，根深蔓广！国家安全危如累卵，颜色革命就在眼前！

——思想道德危机： 进入微博世界就能发现，现在许多年轻人的网络生活特点是“三谈一骂”，即谈吃、谈玩、谈花边，骂共产党。让人可叹可悲！许多网民反映：这不能怪青年人，只怪党和政府的意识形态、舆论导向、宣传工具偏差所致！毛泽东活着，毛泽东是红太阳，为人民服务是共同的价值观。毛泽东死了，金钱成了太阳神，以金钱为主导的价值观，必然出问题。为了钱，官场搞腐败，大学卖文凭，医院不交钱见死不救，企业生产假劣产品，内外勾结、营私卖国、侵害民族和人民利益肆无忌惮，权色交易、傍款卖身、包二奶、找干爹比比皆是。茅于轼说：“道德能值多少钱？”这正是今日腐朽人生观价值观的写照。

——高校教育危机：大学思想政治教育薄弱，一些教师思想政治倾向问题严重，谬论肆言误导学子，讲台上敢于骂党骂国家骂社会主义主张全盘西化的被捧场喝彩，坚持正面讲道理的被嘘声捉弄；西方经济政治学说充斥课堂被顶礼膜拜，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不受重视也不感兴趣。美国加州大学教授黄宗智惊讶地发现，中国高校“新自由主义一统天下”的程度远高于美国。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神九“巾帼首飞、天宫对接”举国振奋，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古籍所历史小说家、主持美国福特基金会项目的史杰鹏，竟然在微博上辱骂女航天员刘洋是“洗脑 工具”，骂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大的蝇营狗苟的群体”。难道中国着名师范院校就用这样的人渣来培养人民教师？今夏，一些国内大学应届毕业生竟拍出集体高举 “求包养、求强奸”之类标语以及种种不堪入目的毕业合影照，让国人大惊，世界不耻！ 实乃今日中国教育之悲催！

——媒体控制危机：共产党过去最擅长打舆论战宣传战，现在是新阵地大权旁落，老阵地到处失守。最严重的是中国互联网建设，可谓“作茧自缚”！遍布全国各地进家入户的高速网络硬件系统，是上世纪90年代起主要由国家电信部门建立起来，这在全世界是走在前面的，奇怪的是国家对网络软件系统建设却毫不在意、弃之不顾，听任巿场竞争，致使目前在我国影响最广泛、民众最常用、规模最大的门户网站全都掌握在外国老板手上。这就好比一个国家把广播电视网建立起来，却拱手交给外国人或私人办台管控，自己还为之提供维护保障，干了一件愚不可及、无法向党和人民交代的蠢事！由于党的宣传部门对网络阵地长期麻痹，缺乏主动占领意识，这一现代社会最广域、最便捷、最先进的信息平台，不但吸引和掌控着以年轻一代为主体的社会人群，而且某些深 晓其中巨大市场价值和政治价值的外国势力热衷充当背后操纵之手，在网上收买组织力量，翻云覆雨、兴风作浪，造遥作假、蛊惑人心，成为反共卖国颠覆社会主义 制度的舆论主阵地，而绝大多数最基本的劳动群众终日忙碌无暇顾及，却在用自己的辛苦付出养活他们，尽管有些正义之士进入网中猛然醒悟，奋起为人民呐喊，却 经常被封杀话语权，只有干着急！ 不仅如此，党对传统媒体的管控也是日薄西山。特别是以改制之名，中央主动出让新闻工具，将原属党管的新华社等中央新闻机构，从公务员编制中剥离出来，成为政府下属的事业单位，日常新闻工作由政府管理，受政府领导直接控制，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

最近，对在同一时间节点上发生的两件事，国内主要媒体采取了让广大群众不可理解的两种截然不同态度。一个是美国公布他们在中国某些机构帮助下，对几十名湖 南儿童进行了服用转基因“黄金大米”试验的“童试门”事件，引起国际绿色和平组织谴责，海内外华人愤怒，国内民众强烈要求追查责任，但国内主要媒体一声不 吭，装聋作哑，一派麻木不仁；一件是一对夫妇登机后与一位空姐因摆放行李问题发生了一点争吵和肢体摩擦，本来是件很平常的空乘纠纷，连乘务长和乘警都没有 惊动，也未影响飞机正常起飞，且事后双方当事人已宣布达成和解。就因为发现男乘客是军人，新华社便一马冲在前面，扬言“这是公共事件不能私了”，将原已平 息的事端重新挑起，派出记者采访，把旁观者证明只是“捏”住一下手腕的动作，篡改成军官“殴打”空姐，以假乱真、欺骗中央，小题大做、煽风点火，炒得天翻 地覆，还矛头直指人民解放军，唯恐天下不乱。新华社广东分社官方微博喊出的口号竟然是：“军人伟大高岸无私奉献的光辉形象鬼信吗？解放军叔叔屁股该摸一摸 了！”新华社欧洲分社还发来贺电说“新华社终于为民呐喊了”。而广大网民和群众纷纷谴责：新华社该管的事装哑巴，不该管的事带头起哄，把个别现象丑化放 大，煽动仇军情绪，到底在为谁服务？目前，国家公共媒体混乱不堪，不少媒体只顾挣钱不顾一切，甚至被人利用，起着不良社会作用，全国每天通过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视等传媒散布的不正确、不真实、不健康的东西，有如汪洋大海一般，吞噬和残害着民众的身心。如此危难之状，孰不可忍！

——文学艺术危机：中国文坛影坛戏坛上符合人民大众需求、体现社会进步导向的健康向上的优秀作品太少，既便有也宣传鼓励得不够，而那些挖空心思丑化党、歪曲历史、暴露淫邪、颠倒黑白是非、宣扬所谓人性本能的无耻低俗之作到处可见，人民大众并不欢迎，但专家们却很欣赏，把毒害人民当作解救愚民，造成“主旋律受冷落、唱反调被张扬”的怪现象。尤其是汉奸文学当道，否定民族气节和人民价值观。例如张爱玲的书诱惑了很多人，其实，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为什么能爱一个汉奸恶棍，也不会爱普通劳动者？然而，对她低级人生观价值观的剖析无人问津，到处都宣传她所谓纯粹的爱，让年轻人如痴如醉，难以自拔。文艺只重产业化获利，不求事业真正进步。 明星靠脱敢露吸眼球挣大钱，电影电视成为脱星床戏大比拼。广东电视台出现女主持人穿比基尼播报天气。广州搞亿万富豪海选处女妻子活动，2800名女性报 名，主办方称320名佳丽脱颖而出，在花园酒店展开激烈角逐，电视报纸跟踪报道蜂涌而上。千女慕财不为怪，怪在政府助长什么导向，媒体热衷什么导向？！有 人还把京剧行头戴到裸女头上，美其名曰国粹创新。而国家和人民真正需要的艺术创新，并没有引起上面重视。在央视青年京剧大奖赛上，那些金奖得主梨园名角唱得真好，可惜内容陈旧、形式老套，看不出时代新意。假若古往历朝艺人都不思推陈出新，现存世剧目有几，你拿什么当看家本领？京剧的生命力在与时俱进，一定要大力推出现代戏。当年留下的几个“样板戏”有成功经验，不能否定“文革”就复制古董不前进了。关键是文化部要重视，否则国粹不在，危在旦夕！

——体育危机：足球是典型，丑闻传天下。建国以来中国体育进步很快，虽然这些年 由于教育制度落后，给青少年全面发展和群众性体育活动开展带来很大制约，但中国体育运动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毕竟大大提高，特别是在奥运会等世界大赛上成 绩显着、举世瞩目。然而奇怪的是，过去中国体育走不出国门、拿不到金牌时被人骂为“东亚病夫”；现在为国争光多拿金牌又反遭攻击，国内一些人与国外遥相呼 应，一再大批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灭绝人性。而中国人都知道，真正在改革中学习西方搞巿场化、实行职业俱乐部制，最典型的就是中国足球，已成为国丑民怨， 教训十分深刻。载人航天精神给我们启迪：中国人面前没有困难，只要党中央真正重视认真去办，只要各级官员大义当头尽心尽责，只要我们的队伍团结一致不计名 利为国奋斗，再大的事也能办成做好，再难的问题也能解决，何愁人民体育健康发展？中国足球也早就踢出国门…… 就怕私利当头！私利当头，靠利欲驱动，搞成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连官场学界社会事业都搞成足球式的各种经营俱乐部，什么事都完蛋。

对于我囯社会精神文化建设面临的严重危机，中央应引起高度重视，紧急行动起来，采取有力措施，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激浊扬清、扶正创新，努力开创社会主义文化健康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一是要拨正导向。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中央《决定》统一全党文化思想，始终坚持人民大众文化方向，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观，把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化发展的根本目的，而决不能以赚钱为文化发展的主要目的；要坚持党管文化、党管舆论，正确把握方针政策，既要鼓励百花齐放、又要保证健康向上，既要允许百家争鸣、又要遵守国法政纪，禁止利用各种文化渠道进行反动卖国颠覆政权和毒害腐蚀人民思想的活动，禁止胡编乱造糟蹋传统文化、曲解历史文化、歪曲革命文化，引导人们健康的精神追求和正确的价值取向；坚持文化产业化与事业化的统一，坚持做强主渠道、唱响主旋律，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经济效益服从服务于社会效益，坚持在文化战略重点方向上国家统筹组织力量办大事，早日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二是要整顿队伍。对全国党政部门、社会学术研究机构、高等教育院校、文学艺术团体、各类媒体和新闻出版单位，全面进 行一次思想理论、宣传文化干部骨干队伍的学习教育和组织清理整顿，领会理解党和国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明确政治方向，批评错 误倾向，提高思想政治素质水平；对查明受国外敌对势力豢养指使从事思想文化侵略颠覆活动分子、反党反华反社会主义分子和败坏社会道德分子，坚决查处并清理 出干部骨干队伍，查明有违法行为的要予以法律制裁。

三是要掌控阵地。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文化阵地意识，加强党对各种社会媒体和社会舆情的掌握和引导。要充分依靠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和法制力量，确保从中央到各地的广播电视、主要报刊、主要门户网站、图书出版等传媒单位，必须遵循党和国家的文化指导方针原则，严守国法政纪。要坚持党办新闻、管舆论，新华社及其分社，各级党的机关报、刊、网，中央和地方电视台等，凡属代表党和国家喉舌的主要新闻媒体，必须统归党的宣传部门直接管理，重要新闻宣传和重要敏感舆情要由党的主要领导亲自抓。加 强新闻媒体出版单位的党组织建设，选准配强主要领导干部，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坚定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真实性与进步性的高度 统一，严格依法管控新闻，决不能让新闻媒体成为个人、金钱或某种势力任意操控的工具。要由国家重点投入、集中力量尽快建设起代表中国实力的世界性大型门户 网站，积极参与互联网巿场竞争做强，务求成为国内网络信息交流主渠道。对国内现已运营的主要门户网站要特别重视，严密加强管控，有计划有步骤地渗入，力求 从外部制约逐步转变到内部领导、组织、管理乃至资本股份的实际控制。要有意识地指导和组织国内主要门户网站，团结凝聚全国网民正面力量，对网上各种反动错 误腐朽思想观点展开坚决批判和斗争，对先进思想美好人物等精神文明成果举国弘扬光大，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络阵地永远红旗高扬。

四是要清理巿场。由于多年文化思想的混乱，加上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新兴文化业态不断增加，文化消费渠道和形式日愈多 样化，在一定程度上为非法和有害的文化产品提供了更多的传播渠道。目前文化市场混乱至极，必须下大决心全国行动，坚决有力、扎实持久地抓好清理净化工作。 要以反动的、非法的、低俗的、有害的文化产品为重点对象，以网站、报刊、图书、影视、音像、文化娱乐场所等为重点领域，依法进行严格清理，扶正袪邪，灭毒 扫黄；建立健全文化巿场审核检查制度，纳入法制化轨道，进行常态规范管理；积极利用现代信息和网络技术，对文化市场行为进行有效监督管控，力求问题及时发 现，迅速处理，防微杜渐，确保文化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提供一个既生动丰富、又健康干净的文化消费市场环境。

五是要支持创新。以国家文化战略目标和重点规划任务引导，通过政策和资金扶持，大力促进全国文化人才队伍、文化机构 和文化企业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创造和生产出更多的反映时代进步、符合人民大众需求的优秀文化产品。要特别重视优秀革命历史文化和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继 承和创新发展，把健康积极的能够提升思想、净化心灵、振奋民族精神的拳头产品做大做强做好看；不仅要支持优秀电影电视剧小说等文学作品和音乐舞蹈创作，而 且要扶持具有民族特色的戏剧曲艺等传统文化艺术创新，坚持古为今用，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重点打造高水平的优秀京剧现代戏，让国粹重放时代光彩，进而带动 其他戏种剧种的现代化创作，推动传统戏剧曲艺改革创新，焕发新的生机活力。要倡导中华文化面向世界、走向世界，鼓励中西合璧、综合运用，大胆吸纳古今中外 优秀文化艺术形式，为表现民族和人民的优秀文化时代内容服务，在交汇融合中创造出新的文化精品，为中国乃至人类文化历史宝库增添新的奇葩。

 王绍光，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ChinaReview》主编，1990年－2000年执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日前接受了《南风窗》记者阳敏的专访。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对于五七年反右，有很多种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搞的是“阳谋”，先“引蛇出洞”，后“聚而歼之”，反右早在计划之中；有些学者又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原先只是整风，后来情势发生逆转，才演变为反右的——我想知道，您对五七年反右持什么样的看法。

    王绍光（以下简称“王”）：“阳谋”是毛主席后来自己讲的，但是开始就是要“整风”。我一般讲毛泽东跟别的领导人不一样，他老想改革自己一手创立的制度，1949年之后他有三次大的社会实践，第一次是“百花齐放”，第二次是“大跃进”，第三次是“文革”。“百花齐放”是他的一个试验，他已经意识到中国新建立的，尽管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些矛盾的地方。虽然干部大量是工农苦出身的，以前跟民众结合得也比较密切，但是这时候有脱离群众的危险性，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他要“大鸣大放”，要“百花齐放”。

    《南》：要理解五七年反右以及先后发生的一连串社会运动，恐怕需要返回到原来的历史语境中去。否则，我想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包括许多学者，都会有一个印象，认为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怎么如此荒诞不经，不可想象……

    王：当然有一个历史背景。1949年以后，共产党的干部绝大部分是工农干部，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这都有统计，从基层干部一直到省市级干部，绝大部分都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受过也是小学、中学的教育，大量的一点教育都没有受。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党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又要运用人，所以它把旧政权大量的人留用了——现在都讲乱了，比如土改之后有地主有富农，但是当时土改法规定得很清楚，这些人几年以后就要摘帽子，地主、富农是标明这些人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在运动中是一个标签，但是当时预计过五六年这些就取消了，其实在1955、1956年很多地方已经给地主、富农把帽子去掉了。城市里面更复杂一些，因为农村比较简单，农民受一点点教育也可以管农村的一些事情。城市是现代化的产业，更复杂了，怎么解决干部问题呢？就把资本家、国民党政府人员留用，我这儿有一张图表，你可以看一眼，它显示武汉市上层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在各个职位上留用是非常大的。

    《南》：国民党政府官员当时也留用了不少吧。

    王绍光：大量国民党时期的政府官员都留用到新的政权里，包括警察都大量留用。所以，1949年之后就出现了两种精英，一种是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以工农干部为主的新精英，一部分是旧精英，就是过去的资本家和过去的知识分子——当时大学里面或者高中里面，学生绝大部分不是出身普通工农家庭，绝大部分出自“地、富、反、坏”（那时候还没有“右派”）。直到文革开始之前，绝大部分地方都是这种状况，所以老精英还占据有利地社会地位，甚至一些官职。

    虽然56年、57年有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了，但是这些资本家的位置还是保留了，他除了拿5％的利息，不管你亏损还是不亏损，共产党把你的财产拿来估一个总量，每年按5％给利息，当时讲给十年，后来延长到十二年。这些人基本保留以前在公司的地位，保留原工资，他们的工资一般都比共产党的干部要高，这是当时的状况，56、57年的状况。

    《南》：当时也办了工农速成中学等等，抓紧培养工农革命干部，但是技术精英和文化精英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培养出来，要搞建设就必须留用老精英。所以，那时候老精英中间流传一些话语，比如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可见还是有怨言。

    王：56年大鸣大放，百花齐放有那个背景。但是，毛泽东让百花齐放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放出来的言论是那样的言论。那个言论就是说“轮流坐桩”。今天很多人讲轮流坐桩，民主有什么不行？但是当时共产党刚刚打下天下，有一批人出来讲要轮流坐桩，情况就很不一样。我关于自己有关“文革”的书里引了一段后来被打成右派的人说的话，他说“至少10％到30％的党员应该开除党籍。所有工农出身的老干部都应当送去休息，年轻的新党员应当都送去学习”。

    今天的人讲反右，好像是突如其来，没有道理地给50多万人戴上右派帽子。你如果去看看57年的报纸放出来的言论，特别是把你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你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工农刚刚夺了权，刚刚翻身，你让他们去休息，你们再回来，这就是工农干部理解的“轮流坐桩”。

    最近出了一本美国人李敦白写的回忆录，他解放前就去了延安，57年在广播事业局工作。他写了自己当时的观感：“当这些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作家、编剧、教授、以及诗人—群起抗议时，其他人却缩在一旁观看。对大多数的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批评党的人并不是争取学术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书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这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郊区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掌了权，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工人也担心失去他们刚刚争取到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资。”他还提到有教授在报上发表言论后，“就必须被公安保护，以免愤怒的工人冲到他家进行攻击。在广播事业局，印刷工人也拒绝为某些在节目中陈述个人观点的学者印刷讲稿。‘我们工人在解放后才开始被当人看，’他们说，‘我们不会去印刷这些攻击党的稿子。’” 李敦白的岳母是为普通劳动妇女，她干脆把知识分子的言论称之为“都是放屁”。（见《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第139-141页）而这一切都发生在 “反击”以前。所以当时群众和工农干部里面的压力，要求反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不是说毛突然一拍脑瓜说我要反右了。从底层到上层，层层送简报，促使他做了这个决定。

    实际上，57年是一个转折点，地富的帽子不摘了，因为这时才突然发现这些人还是靠不住的，他们还是想变天，还想回到过去的旧秩序，还想把工农干部都赶下来，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

    《南》：你是说，抛开谁对谁错不谈，事实上是老精英想把新精英赶掉，新精英想办法反击，就出现了这场反右运动。

    王：马克斯.韦伯有一个理论叫“社会排斥”，就是说，我这个社会集团排斥你这个社会集团，它都有一个“排斥标准”。老精英集团排斥新精英集团，就是革命干部的集团，他说你们没有知识，没有掌管国家的本事，我们有，所以应该你们下去休息、学习，先让我们掌权。但是革命的新精英这时候也要排斥了，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你讲本事、讲知识，他确实没有，但是他有革命的本钱，他工农的出身是本钱，以后之所以强调“成分”，就是这样来的。

    57年以前上大学、上高中的绝大部分就是老精英的子弟，因为工农子弟没有机会上，连上小学都没有机会（哪怕你49年刚刚开始上小学，到56、57年，你才小学毕业，所以高中、大学都轮不到工农子弟上），所以工农干部只能讲“成分”。本来“成分”仅仅是土改用一下，马上就会取下，土改法里都有，但是57年以后之所以把它固化了，到文革特别重视，跟这个是有关系。

    《南》：实际上，你认为存在两种社会精英的社会排斥的策略，老精英的策略是强调我有知识，新精英的策略是强调我的政治背景，我的阶级背景、我的阶级出身。您对于反右的这种理解，跟现在主流讲的（毛泽东）搞一个阴谋去打知识分子的理解很不一样。

    王：打击知识分子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它建立现代国家要用这些人啊。中国当时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在1956年，整个中国只有42000位大学教师、 31000位工程师以及63600位技术员。在六亿五千万的总人口里，按照中国标准只有三百八十四万人可以被定义为知识分子。我们现在理解的知识分子是上大学、研究生；当时上过高中就往往被看成“知识分子”了，我小时候在父母的单位，没有一个人上过大学，其中有一个上过高中的人就叫知识分子。就那个知识分子阶层，也绝大部分不是工农兵出身，绝大部分出身于以前的特权阶级，如资本家、地主、富农等。

    百花齐放的时候，说让工农干部去休息、去学习、开除党籍，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一堆人这么说。我20年前曾花了很长时间查看1949-1966年的各类报刊，看到57年“百花齐放”时出现的言论感到很震撼，假如把我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我也会有强烈的反应，我想会的。

    《南》：我刚刚看了一篇关于五七年反右的文章，作者认为，当时除了罗隆基这几个大右派言论有点过激之外，其余也就储安平讲了一个“党天下”，绝大多数言论都没有越界。

    王：你可以看一下各地的报纸。我是集中看武汉的报纸，武汉的《长江日报》、《湖北日报》当时放出来言论的，包括一些国民党的留用人员，都是没有什么名气的，他们倒不是说要民主，他们就说工农干部没有知识，说他们治不了现在的国家，这是言论的核心所在。 

    我认为反右并不是一个阴谋的结果，不是因为对知识分子歧视，才把55万人打成右派，不是这么简单。如果事情这么简单，为什么反右是发生在57年，不是发生在这之前，也不是发生在这之后，再过15年，老精英想嚷嚷也不行了，因为有大量的工农干部已经受过正规教育。用两种社会精英的社会排斥的策略去解释，这是我看原始材料得到的感觉，我不去管历史决议怎么讲，我不管现在的故事怎么说，我是看原始的材料，从49年一直看到66年前后，花了很长时间，不过这已经是 20年前的事情了。

    当然，会不会有领导人借机报复，是一定有的；会不会有人下指标抓右派，也是一定会有的。

    《南》：后来确实发生了下指标抓右派的事情。

    王：对，有。到文革初期的时候又出现过一次，你可以看到毛泽东在文革里面的反应，他并不喜欢这一套。毛泽东从66年初就准备搞文革，头50天，他批评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头50天各地的领导做法跟反右是一模一样，就是下指标，我们要打多少右派，让他们放出来，他们已经经过一个57年，这一次确实是有意引蛇出洞，但是毛说，这是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大鸣大放这个东西变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要造反——把这两个连起来理解，你可以知道他真实的动机不在那个地方。有国外的专家，就是写《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的麦克法夸尔，他讲毛泽东反右很大程度上受党内强大的压力迫使他转向，从大鸣大放到反右，因为党内有强大的压力。

    我也看了大量的文件，57年以前讲落实政策，依赖知识分子，周恩来56年在一个知识分子的会上讲话，都讲要团结知识分子，但是57年以后说这些人不可靠，所以转折是这样转过来的，对政策的影响也比较大。

    《南》：有学者认为，57年5、6月间发生的北大的学潮，还有一些地方发生的工人罢工和群众事件直接促使整风运动转向反右运动。

    王：确实如此，如56年底至57年春，上海有一些的工潮，武汉也在57年6月份发生了所谓“汉阳中学事件”，但这是整风的背景，而不是反右的背景。

    《南》：回望那段历史，从解放后直到反右运动，你会发现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在政权里面确实起到很强的参政议政的作用。即便是在反右即将发生前夕的5月下旬，毛泽东与他的秘书林克谈到对肃反中一些案件进行复查的程序问题时还说：今后党组讨论时可以先不定死，议一下交给非党人士议，然后根据他们的讨论，党组再详细讨论定案后，再交行政会议正式通过……

    王：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绝大部分是民主党派人士。从章怡和写的《往事不能如烟》，你也可以看到当时共产党对民主党派人士的待遇非常好。

    《南》：可是，不论反右运动发生的历史背景如何，但几十万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经过“引蛇出洞”，后来又被扣上右派的帽子，是不是在客观上造成了此后知识分子讳言政治、讳言国事的情形？

    王：这个说法有点问题。首先，当时称得上“知识分子”真的是凤毛麟角，占人口很小、很小的比例。按那时的标准，今天中国城市里大多数人都可以称得上是“知识分子”了。其次，为什么只关心知识分子的参政议政，而不关心普通工农大众参政议政？放到历史的时段里面来看，普通的民众能够在政治中间发挥作用，49年以后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我是说对普通的民众而言。比如，54年宪法赋予公民选举权，那时候的人真的是欢天喜地，选国家主席，那是一件非常大、非常大的事情。

    当时知识分子参政是因为共产党需要他们的知识和智力来参与国家的建设，如果从这个方面看，我觉得今天的参政议政，比那个时候更广泛。 

    《南》：为什么说今天知识分子的参政议政更广泛呢？我觉得现在民主党派，甚至包括人大、政协起到的参政议政的作用都非常有限。

    王：尽管现在还是受到很多限制，但从知识分子的角度讲，他们今天参政的广度和深度，我觉得是从来没有过的，工农反倒少了。安逸倍增明智选，坐享其成翻一番

    我们暂且抛开民主党派究竟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不谈，不把它当成特殊的政治势力，而是从整个知识分子在影响社会舆论、影响社会的议程设定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他们起到的作用不是太小，而是太大。我们知道，在政策的走向上，领导人还是直接或者间接地听取知识分子的意见，比如经济政策，具体说人民币应不应该浮动，外资应不应该进来这些问题，大量都是知识分子在起作用。只是现在有太多的管道，已经分不清是影响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总之，大量的经济政策实际都是知识分子制定的，而这些知识分子以前大部分是党外人士，现在大部分在党内，已经成为共产党的一部分——不管它同意共产党，不同意共产党甚至反对共产党，都是在党内。所以情况跟解放初不一样，当时的共产党里面知识分子太少太少，绝大多数共产党干部是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民主党派的作用就显得非常突出。当时民主党派人士是有知识的，共产党干部是没有知识的，但是今天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了，真正的精英都在共产党内，而不是在民主党内。

    这两个时代不太一样，所以仅仅看民主党派大概不是好的比较。

    《南》：你说的没错，的确是这样。

    王绍光：如果说，因为五七年反右造成了今天知识分子远离政治，就是用逻辑代表历史，但是这个逻辑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即使在文革期间有很多右派都出来翻案，他们当了造反派，他们变成造反派得势的时候甚至去迫害当时把他们打成右派的人，比如有一个很有名的右派诗人叫XX，他文革中间是很有名的造反派，写了一些歌颂和鼓动武斗的诗歌。现在右派都是讲文革中间自己受了多少迫害，但是文革中间，他们有些人是造反派，迫害别人的时候他们也一点点不比别人不疯狂，可能更疯狂。所以人是不会学到教训的，虽然57年吓了一下，但是以后一逮到机会，还是要说话，今天还是会说话，哪有不说话的？往往是那些说话最多的人说我们不敢说话，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不是这样的，现在这些知识分子哪些话没有说？只是说推翻共产党这句话没有人在正式场合说。讲宪政，讲私有财产，所有的政策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哪句话没说？都说了。西山会议，不是当着共产党的官员说的吗？所以都是敢说的，哪有什么胆小的？

    《南》：从建国初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参与政治、影响国事的传统延续了下来，但是这半个多世纪，中国的国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先的核心任务是巩固政权，后来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知识分子参议国事的管道或者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您曾经做过这方面的研究，能不能就这个转变谈一谈。

    王绍光：的确，从知识分子参政、议政形式的变化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变迁。比如说，接近权力核心的政府智囊们，他们总是通过各种渠道向决策者提出建议，希望自己的建议能被列入决策议程。在毛泽东时代，大部分重要决策都是由毛泽东、周恩来等最高领袖亲自决定的，但内参还是有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内参发挥的作用更大，关键的原因在于，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说毛泽东时代首先要解决的是自立问题的话，那么改革开放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国自强，发展现代经济涉及广泛的领域，其复杂性超越了任何个人的能力，这就要求对决策辅助机制加以改造。过去那种依靠个别智囊的体制已经很难适应现代决策需要，必须用决策咨询群体来取代。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了决策科学化的口号，并且着手建立和健全思想库体系。

    最早出现的思想库可能是1980年形成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它的成员是一批具备“通天”关系的高干子弟和知识分子子弟。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社科院的支持下，该组成员四处调研，并把报告直接送到中央领导人办公桌上，为198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准备了第一手调查数据。之后，他们又参与了中央关于农村的几个“一号文件” 的制定。后来，发展组成员分别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简称体改所）等研究机构。随着改革向城市和工业方向推进，体改所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八十年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9年。在此前后，另外一些智囊机构也应运而生，包括国务院内设立的若干个研究中心（后来整合成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信国际研究所等。

    九十年代以后，随着经济活动越来越复杂，研究领域的专业分工也越来越精细。因此，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各部委办、各重点高校属下的研究机构开始越来越积极卷入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即使在以前被视为非常敏感的外交领域、两岸关系领域，近年来也出现了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思想库。此外，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各民主党派也频繁利用“直通车”的便利向政府高层建言、反映社情民意。同时，中央领导人还从各领域特选了一小批所谓“中央直管专家”，作为最高决策的咨询对象。这些与中央保持直接联系的智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当然更大。

    这些思想库一般都会出版诸如“简报”、“参阅”之类的内部报告。这些发行量很小的内参，往往可以直达天庭。最高领导人则几乎每天都会圈阅、批示、转发一些报告。在正规的渠道之外，部分研究人员还凭借自己的学术声望和人脉关系通过非正常程序向最高当局进谏。

    《南》：近些年，随着一批市场化媒体的出现，以及互联网的兴起，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舆论导向的作用，这恐怕也使得知识分子和民间影响决策的管道渠道发生了转变。总之，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王绍光：知识分子很大的作用是影响公共舆论，通过影响公共舆论影响公共政策。参与的渠道是什么，有时候说不清楚，但是你看这几年公共政策的变化，溯源的话,基本都是舆论先行。比如农民工问题、三农问题、户籍制度问题、医疗改革问题、教育改革问题，都是先在互联网上炒，然后进入平面媒体，甚至进了电视这样的媒体，然后变成了公共议题，再变成了政策议题，最后变成公共决策。

    尽管早在1980年代中期，中央领导人在提出决策科学化的同时，也提出了决策民主化，但是直到1990年代后期以来，带民主色彩的“外压模式”才越来越常见。所谓“外压模式”，是指议程的提出者更注重诉诸舆论、争取民意支持，目的是对决策者形成足够的压力，迫使他们改变旧议程、接受新议程。

    当然，形成压力的真正根源，是中国在过去二十多年不息一切代价追求高增长率所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到1990年代末，有些问题已变得令人触目惊心，包括环境危机、贫富悬殊（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居民收入差距）、缺乏经济与社会安全（大规模下岗失业、就学难、就医难、各类事故频发）等。

    《南》：总体来讲，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情形是有所改善的。

    王：精英谈的参与都是高层次的参与，都是所谓的政治参与，都是要参加选举的参与，但是，跟工人农民和普通民众关系最密切的事情，是他（她）在企业里面，在工作的八小时里面，他的命运，他的待遇这些问题。他自己能不能参与呢？以前有一点参与的权利，现在却消失了，完全被工具化了。

    所以，在参与方面，我觉得知识分子总体是改善了，但是工人农民不一定改善了，是恶化了。

    《南》：您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和政府保持一种什么关系比较恰当？

    王绍光：知识分子没有任何特权，你可以说话，政府可以听也可以不听；既然知识分子没有什么特权，他们除了要呼吁自己参与以外，也要关心普通的民众的参与。我看有些所谓“知识分子”太看重自己，把其他东西忽略掉了，而且很大程度上工农的权利被剥夺是某些知识分子忽悠出来的。

    比方说产权，一旦产权定了，资本家就可以决定这个工厂的事情怎么办，但是另一种理论讲人权比产权重要。哪怕政治上的领导者是选出来的，但是资本家不是选出来的，资本家做的决定会影响一个企业几百人、几千人的命运，把一个人开除可以影响一家人的生计。资本家的决策权为什么不应该受到工人参与的制约，这是毫无道理的。一些知识分子把产权说成天经地义的事情，参与经济和社会决策过程的人权反而不是天经地义的。安逸倍增明智选，坐享其成翻一番

    我们讲经济民主，就是说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可以在跟他们利益相关的地方有发言权、有参与权，一个企业不光是老板有权利决定，普通的工人也是利益相关者，甚至工厂周围居住的居民也是利益相关者，比如排污，你可能影响到工厂周围的居民，或者你在上游排污，下游的企业也是你的利益相关者，所以利益相关者远远超过几个投资者。而我们的产权理论就是讲我们的企业是老板的，他做任何决策都是理所应当的，有些经济学家就来证明为什么应该是这个样子，这完全是为了剥削辩护。所以，我觉得有些读过几天书的知识分子太把自己当回事。虽然我自己受了几年教育，但是我十分瞧不起这类“知识分子”。

    《南》：跟国外的情况比起来，中国知识分子对政府决策的影响的确很大。

    王绍光：太大了，不成比例。你看政协是精英俱乐部，政协里面几乎没有地地道道的农民了，人大里面工人、农民也越来越少。这些我们也计算过，80年代初，人大里面有50％以上是工人、农民，现在完全不是，现在大概20％左右。他们占人口的比重可不是20％，知识分子、干部在那里面占的比重就太大了。

    《南》：你怎么看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

    王绍光：我现在不太关心知识分子的命运，我比较关心工人农民的命运。相对而言，知识分子的命运已经很好的，跟中国其它阶层比起来，他们是最好的了。比如，以前有一句话讲：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即使在这句话最盛行的时候，工人的工资也从来没有跟知识分子能比的时候。由于这句话，他们能影响或者忽悠决策者，他们命运的改变、福利提高的速度也快得多——我跟胡鞍钢做过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把不同的人群划分为不同的社会集团，看他们在人大和政协里面的比重，以及比重变化的速度；另一方面我们再看不同社会集团工资待遇提高的幅度，有趣的是这两者是相关的。其中知识分子变化最明显，他们在人大政协里面所占比重提得越高，他们待遇提高的速度就越快。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老是会问知识分子命运的问题？关心工农大众的命运更重要。

    《南》：改革开放以后，尤其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圈子化、利益集团化的趋势确实很明显。我想，这个也不用多说，最近一、两年媒体上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也逐渐明晰起来，对于主流经济学家的质疑就是很好的例子。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王：我觉得现代史已经被歪曲掉了，在局外人看来，中国政治里面充满了荒唐、充满了疯狂——这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但是知识分子为了他们的利益叙述历史，就不得不把这些历史展示成那样的方式。如果用那种方式展示，历史就变得非常疯狂，没有道理的疯狂，但是当你真正挖掘史料的时候，发现历史不是那样，它有自己的逻辑，这个逻辑已经不是谁对谁不对的问题，而是说，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有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竞争，矛盾就用那种方式展现出来了，它们是有内在逻辑的，如果掌握了这个逻辑你可以一直追溯到土改，有很多事情就说得清楚，但是你没有这个逻辑一切都说不清楚。

    今天，我们看到大量的历史被颠倒、被歪曲、被简化、被后人的叙述方式重新解读，但这个历史就不是原来的历史了。57年是如此，土改是如此，大跃进是如此，文革是如此，几乎都是如此。刚解放时有句口号，叫“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现在似乎有重提的必要。

    《南》：您认为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决策的影响不是太小，而是太大。不过，就个人影响政策而言，我想很少有知识分子像您一样能够发挥这样大的作用，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两税制改革，以及医疗改革等等。您做研究的时候，有没有预想要影响政策？

    王：我没有。我关于税制的研究是在美国耶鲁大学做的，在美国发表了，胡鞍钢当时到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他说你这几样东西很适合中国用，我们就弄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

    税制改革这个事情，其实财政系统内部的人早就有人在提。《报告》之所以让领导人觉得很重要，是因为跟他们的经验吻合了——税制再不改，中央掌管全国经济的能力都没有了。后来我写了另外一篇文章，《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发表在《读书》上的，我没有想去影响任何人，但是有领导人看到了，拿到全国财政会议上讲。只能说，这项研究正好适合了那个时代的需求，并不能说明这个人有多聪明或者有内部关系，一点都没有。

    只有关于“军队不许经商”这个报告是我们当时不得已才写的内部报告，因为国内没有媒体给你发这种文章，话题太敏感了，只能对内部发。1998年，江泽民做军委主席的时候，才正式宣布军队与商业脱钩。我们不敢说这项政策的颁布跟我们的研究有任何关系，但是我们确实在93、94年给有关方面看过有关军队应该 “吃皇粮”的报告，他们都赞同我们的意见，因为当时财政拨只管六成军费，其余四成由军方自行筹集。

    《南》：会不会有人因此质疑你们跟政府关系太过密切，怀疑你们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王绍光：我从来没有为政府说话。我也觉得，独立性本身并没有任何的道德优势，如果故意要装出独立的姿态，我觉得这还是知识分子自恋的表现。如果我的研究有助于政府决策，对这个国家，对人民有好处，为什么不做？我说过，我的研究碰巧有些影响，但确实很大程度是无心插柳。

    我以前跟崔之元开玩笑，我说你老是在寻求怎么能带来最好的结果，我说我就是防止中国出现最坏的情况，93年的税制改革如此，强调地区差距也是如此——我看到大量的国家因为差异过大而导致分裂，导致不稳定。军费问题、预算问题也是一样，包括后来的医疗改革、矿山安全，虽然我研究的对象好像千差万别，但是从逻辑上讲，都是为了防止中国出现最坏的情况。

    《南》：我想您跟许多知识分子不太一样，我看过《国家能力报告》那本书，还有您关于文革的研究，医疗体制改革的研究，都有很扎实的调查和数据，来龙去脉很清晰。

    王：有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嚷嚷两句，批评两句，但是从来不做任何研究。你用“GOOGLE学术搜索”去查，有些所谓非常“著名”的学者，几乎从来不被学术刊物引用，也没有几篇文章发表到学术刊物上，他们的文章往往只有强词夺理的观点，没有脚踏实地的研究。我现在不愿点名，但是有一批这样的人，只有观点，非常武断，而且往往是错误的，但是不需要论据，不需要论证过程……

江青的形象一直饱受争议，有传言说她穿着泳衣与姚文元、张春桥调情，有人说她纵欲无度，还有人说她什么都是假的。真实的江青到底是什么样的？

杨银禄作为江青的秘书，在她身边工作了近6年，他对这些不负责任的传言一一澄清。

江青有“三假”

传言：传说江青有“三假”，头发是假的，乳房是假的，屁股也是假的。

真相：关于传说江青有“三假”的问题，我作为江青的秘书，可以负责任地说，江青没有“三假”，而都是真的。

她的头发好得很，黑黑的、亮亮的、厚厚的。她的护士看到“三假”的传说后，都说：“这样胡编滥造，无聊，真无聊！江青不但不用任何装饰品，而且没有用过任何化妆品，没有戴过任何首饰。”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江青晚上来电话。”

传言：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关于对江青的生活作风有各种传说。甚至传言有位领导干部曾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江青晚上来电话。”

真相：关于传说“就怕江青晚上来电话”的问题，就更是子虚乌有了。

我跟说这话的人很熟悉，有次，我在电话里表示问候时，顺便问他说过这样的话没有。那时，他的身体虽然很虚弱，但还是气愤地大声说：“扯淡！有人有意糟蹋人，糟蹋历史，也糟蹋毛主席的形象。我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江青住在钓鱼台几号楼我都不知道。”

他说的的确是实话。我特作四点说明：

一是，1956年7月，江青患子宫颈癌，到苏联做了放射治疗后，癌病是治好了，但是严重地破坏了她的正常的内分泌，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她就不能做那种事了。

二是，江青清楚她的地位和权力是怎么来的。如果她干了对不起毛主席的事情，其后果是什么她更清楚。江青是个很聪明的人，绝不会做那种因小失大的事。

三是，谁都知道“伴君如伴虎”的古训，江青的身份、地位、权力在“文革”中是极为特殊的，她又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如果真有那种事，有一天她不高兴了，什么可怕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即使是江青不翻脸，事情一旦败露，谁也逃脱不了灭顶之灾。这就说明，谁也不敢做那种事。

四是，“文革”期间，江青身边有十多位工作人员，她的一举一动都在工作人员的视线之内，她没有独自一人活动的空间，没有做不轨事情的机会和场所。

以上四点表明：她不会做，也不能做、不敢做、没有机会做那种下流的事。

穿着泳衣与姚文元、张春桥嬉戏

传言：有一位级别相当高的领导干部写了一本书，他在书中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老同志还偷偷地给我看了一张照片，这是江青等人身穿游泳衣的照片。照片上，江青左手扶着姚文元，右臂缠着张春桥，在游泳池旁嬉戏，丑态百出。”

真相：关于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身着游泳衣照相的问题，可能是误认、误传。我不相信会有这么一张照片；即使是有的话，也有可能是伪造的假照片。

因为江青游泳的时候需要安静，不准无关人员在同一个游泳池内游泳。跟随江青一起游泳的只有她非常熟悉的，有保护、服务任务的警卫员和值班的护士，别无他人。我在江青身边工作了近6年时间，从来没有见过她游泳。

被阻挡出席开国大典

传言：开国大典那天，江青既未佩戴观礼证，也无代表证，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一侧入口处吵闹着要上天安门城楼找毛主席，警卫不认识她，就汇报到开国大典警卫工作总指挥、公安部长罗瑞卿那里。罗瑞卿听完，想都没想，回答很干脆，只说了四个字：“照章办事！”于是警卫再也不理会江青，把她晾在一边。江青无奈，只得悻悻而去。

真相：美国作家特里尔在《江青全传》中写道：“1949年4月初，江青乘上火车离开了北京，离开她的丈夫，离开了新中国。她带着护士和警卫员要去苏联治病，6个月后，毛泽东穿一身军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江青这时仍在莫斯科。”

多年以后，江青对我还谈起过她1949年去苏联治病的事情，证实了特里尔写的是对的。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也表示江青未能参加开国大典的原因，不是被哨兵阻挡，而是她当时在苏联治病。

10年文革，已经过去30多年，有人却用抹杀记忆的残忍方式，给下一代输灌了如今的事实。如今的道德沦丧，信用崩溃，价值观念严重背离的事实，就是掩盖历史的结果。真实的文革被掩盖，人民创造的历史，被纂改。为了一种政治的目的，牺牲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精神。如果谎言可以上吉尼斯记录的话，那么政治精英炮制的文革谎言，足可以在这方面获此殊荣。

　　之所以说是荒诞的事情，是因为在历史书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对文革的定性。首先说文革是一场动乱。查查“动乱”一词，即社会基本利益冲突或政权内部发生矛盾冲突而累及社会的产物。也就是说，动乱的前提是政治危机或者社会危机。那么在文革前，并不存在这种矛盾基础和社会危机：社会非常平静，经济已经完全好转，gcd的声望如日中天。可以说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是一片红火的景象。这种红火的迹象，并不是人们对现实不满，也不存在什么社会危机的隐患，更别说人民要爆发的动乱了?这毛也真有趣，自己是皇帝，中国历代有史以来，都是民造反，官镇压。他倒好，不但没镇压造反，反而自己主动去发动造反。好好的皇帝清福不享，在事无迹象的前提下，来这么一场史无前例的“动乱”，用我们常人的思维，一定哪根筋错了。再用常人的思维逻辑，这毛主席，他带领了人民打出了新中国，再发动人民毁灭新中国，好像不符合逻辑吧?你说文革是灾难，毛为什么要在全国刻意制造这么一个灾难?你会说他可能怕别人夺了他的权力，说他为了自己永远独裁的私欲。那么，熟悉历史的人都明白：在那个时代，毛在中国人的心里，早就无人可以取代。他代表的，就是真理，就是权力，就是威信。那时候谁想取代毛是不可能的，除非他是疯子。而他想搞掉谁，只需要一句话就可以了，而根本不需要在全国发动这样一场自下而上的，轰轰烈烈地“文化大革命”。如果说他想排除异己，或者针对刘或者其他人，那么我们从历史也可以知道，那时候刘少奇从1964年就开始在中央检讨了，到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已经排名第八了，从文革发生前后来看，刘、邓连丝毫反抗都没有，有的只是检讨，发动文革的正式决定即“5.16通知”本身就是由刘少奇自己主持通过的，又何来权力斗争?何况在文革中，有许多干部被折磨成那样，他们也没有说过一句对毛不恭的话。即使是文革结束以后，受到冲击的老干部对毛本人并不抱怨，相反，仍然敬仰有加。真不明白那些严重内乱，那些惨绝人寰，那些受迫害致死数千万的耸人听闻的事件是怎么编造出来以及夸大的。转念想来，事实若果真如此，这还了得，这简直就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人类大屠杀吗?这样的灭绝人性的杀戮，竟然是全中国人民全身心地投入了十年!真是不可思议!所以无论从说法上还是逻辑推理上都是荒谬的。偌大一中国，几亿人口，一下子就死了几千万，几乎和二战时期全世界战争死亡人数相当了嘛。八年抗战，我们中国都没死这么多人，按这样的推理，死亡几千万，那么就是家家户户就会有因文革而死亡的人。难道当时的全中国人，是不是一边埋葬自己的家人，一边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去?如果这样，我们的“友邦”们还能袖手旁观，还能由着你“胡作非为”?先不说是谁炮制这样的谣言。更荒谬地是，这么不合常理的定性，居然成功地让人们相信了。

　　一、文革期间外交上是“闭关锁国”吗?

　　常听说毛在建国后直到改革开放前，我们一直都是闭关锁国的。而事实上早在1956年4月25曰，毛主席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就有一大“关系”，即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在此，他详细地阐明了全面对外开放的方针，令人振聋发聩地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文集》第7卷，第41页)他强调“我们的方针是：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又说，“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行进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文集》第7卷，第41、43页)这是全面对外开放的方针。也就是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在1966—1976年这一段时间，在毛的领导和在毛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巨大的外交成就。下面是根据新华社北京1976年9月30日电，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与世界各国的建交情况列表如下：

　　亚 洲

　　国名 建交日期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 1968.1.31

　　科威特国 1971.3.22

　　土耳其共和国 1971.8.4

　　黎巴嫩共和国 1971.11.9

　　塞浦路斯共和国 1971.12.14

　　日本国 1972.9.29

　　马尔代夫共和国 1972.10.14

　　马来西亚 1974.5.31

　　菲律宾共和国 1975.6.9

　　泰王国 1975.7.1

　　孟加拉人民共和国 1975.10.4

　　非 洲

　　赤道几内亚共和国 1970.10.15

　　社会主义埃塞俄比亚 1970.11.24

　　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 1971.2.10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1971.3.26

　　卢旺达共和国 1971.11.12

　　塞内加尔共和国 1971.12.7

　　毛里求斯 1972.4.15

　　多哥共和国 1972.9.19

　　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 1972.11.6

　　乍得共和国 1972.11.28

　　上沃尔特共和国 1973.9.15

　　几内亚湾比绍共和国 1974.3.15

　　加蓬共和国 1974.4.20

　　尼日利亚共和国 1974.7.20

　　冈比亚共和国 1974.12.14

　　博茨瓦纳共和国 1975.1.6

　　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 1975.6.25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 1975.7.12

　　科摩罗国 1975.11.13

　　佛得角共和国 1976.4.25

　　塞舌尔共和国 1976.6.30

　　欧 洲

　　意大利共和国 1970.11.6

　　圣马力诺共和国(领事级正式关系) 1971.5.6

　　奥地利共和国 1971.5.28

　　比利时王国 1971.10.25

　　冰岛共和国 1971.12.8

　　马耳他共和国 1972.1.31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1972.3.23

　　荷兰王国 1972.5.18

　　希腊共和国 1972.6.5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72.10.11

　　卢森堡大公国 1972.11.16

　　西班牙国 1973.3.9

　　美 洲

　　加拿大 1970.10.13

　　智利共和国 1970.12.15

　　秘鲁共和国 1971.11.2

　　墨西哥合众国 1972.2.14

　　阿根廷共和国 1972.2.19

　　圭亚那合作共和国 1972.6.27

　　牙买加 1972.11.21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 1974.6.20

　　委内瑞拉共和国 1974.6.28

　　巴西联邦共和国 1974.8.15

　　苏里南共和国 1976.5.28

　　太平洋及太平洋岛屿

　　澳大利亚联邦 1972.12.21

　　新西兰 1972.12.22

　　斐济 1975.11.5

　　西萨摩亚 1975.11.6

　　说明：1973年2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双方商定，各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

　　二、文革期间中国经济“崩溃”???

　　历史书上在批判四人帮的时候，说他们把中国经济搞到“崩溃”边沿。很让人困惑：四人帮当初根本就不分管经济，凭几篇文章就将中国的经济冲击到了崩溃的边缘?伊拉克被制裁了那么多年，现在也是说它的经济处于崩溃边沿，难道1976年的中国经济形势和伊拉克一样?下面来看一下文革期间中国的经济形势：(1966-1976年)

　　1966年

　　1月28日　中共中央指出，实行计划生育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大事。

　　同日我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

　　2月19日　毛指出，用25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

　　2月21日　中共中央界定增加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

　　3月4日　贵昆铁路比原计划提前9个月接轨。

　　5月3日　我国第一批“红旗”高级轿车出厂。

　　10月8日　我国制成第一批1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

　　10月15日　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

　　12月23日　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

　　1967年

　　1月5日　我国石油产品品种和数量自给自足，勘、采、炼技术登上世界高峰。

　　1月16日　我国第一台载重150吨中型平板车造成。

　　4月15日　春季广交会开幕。

　　6月17日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7月1日　成昆铁路建成通车。

　　7月7日　全国夏粮丰收，比去年增长一成。

　　7月26日　我国第一台100吨矿山铁路自翻车研制成功。

　　9月5日　中国援助赞比亚政府10一无息贷款修建坦赞铁路。

　　10月5日　我国第一台晶体管大型数字计算机研制成功。

　　10月15日　我国第一台自动化立体摄影机研制成功。

　　11月15日　广交会开幕

　　11月29日　我国最大的无线电望远镜安装调试成功。

　　1968年

　　1月8日　我国第一艘万吨巨轮“东风”号建成。

　　1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自由市场”是杀人不见血的屠刀》

　　2月23日　我国特大型轴承制成。

　　4月15日　根治淮北平原涝灾的大型水利工程――新汴河工程开工。

　　6月20日　我国夏粮丰收。

　　8月18日　我国早稻丰收。

　　9月3日　我国研制成第一批液压传动内燃机车。

　　11月20日　万吨远洋巨轮“高阳”号下水。

　　12月25日　富春江大型水电站建成发电。

　　12月28日　我国成功进行一次新的氢弹试验。

　　1969年

　　2月21日　《人民日报》宣布，截止到1968年底，我国国内公债已全部还清，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级没有内债，有没有外债的强大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

　　4月2日　第一艘万吨油轮“大庆27号”下水。

　　5月5日　我国研制成具有独特疗效的抗菌素――“庆大霉素”。

　　6月13日　决定在上海、天津、大连6个船厂新建8个万吨级船台。

　　6月30日　《人民日报》报道我国麦类作物丰收。

　　7月8日　十年时间建成河南红旗渠。

　　9月13日　丹江变电工程提前完成。

　　9月25日　药品大幅度降价，比年初降低37%，比1950年降低80%。

　　9月26日　无偿援助越南5.56亿元。

　　9月30日　北京燕山炼油厂全部建成投产。

　　9月30日　我国第一台十二万五千千瓦双水内冷气轮发电机组建成，标志我国奠基制造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0月3日　我国第一台5000马力液力传动内燃机车诞生

　　10月4日　我国第一座旋转氧气转炉投入生产。

　　10月28日　加速第二汽车厂建设。

　　11月14日　加速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

　　11月16日　我国农业丰收

　　1970年

　　4月26日　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6月1日　各地新建一大批化肥厂。

　　7月17日　农村中小型水电站装机容量相当于过去的20年的两倍。

　　10月16日　大型现代化露天煤矿――新疆哈密矿务局露天煤矿投产。

　　10月17日　中国全民援助朝鲜13.14亿。

　　12月25日　葛洲坝一期工程开工。

　　1971年

　　1月2日　我国轻工业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

　　3月3日　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

　　5月15日　开展工业学大庆

　　6月27日　第一艘两万吨货轮“长风”号下水。

　　7月8日　转发关于做好计划生育的工作报告。

　　9月27日　中国无偿援助越南36.14亿元。外援金额70亿，建国来最多的一年。

　　10月2日　追加基本建设投资51亿。

　　10月25日　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

　　11月18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建成1800多座小水泥厂。

　　11月18日　西部地区进行了一次新的核试验。

　　11月30日　调资28%。

　　12月7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年度水利建设50亿立方米，增加农田3000万亩。

　　1972年

　　1月13日　从国外引进化肥、化纤成套设备8套，以后又提出引进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即四、三方案)。

　　1月28日　解放军落实五七指示，发展农副业生产，许多部队做到肉菜自给。

　　2月21日　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双方同意互相发展贸易。

　　5月13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电子工业进一步发展，1971年收音机产量相当于1965年的4倍。

　　8月21日　从联邦德国、日本进口　一米　七轧机，建在武汉钢铁公司，领有设备在北京、上海、四川、唐山。

　　9月10日　 40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安家落户。

　　10月13日　连接中南和死难地区的重要干线湘黔铁路通车。

　　11月26日　月住越南抗美26.57亿元。

　　12月26日　我国第一辆载重300吨的大平板车问世。

　　1973年

　　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新年献词，农业夺取好收成，工业生产上升。

　　1月2日　国家计委提出进口43亿美元国外设备的方案。

　　2月13日　新华社报道，1972年是解放以来电力发电站装机最多的一年。

　　3月7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发展组合机床取得显著成就。

　　3月20日　部分企业和县社试办出口工业品专厂、专车间、出口农副土特产生产基地。

　　4月10日　决定建设邯邢钢铁、煤炭基地。

　　4月15日　春季广交会开幕，与我国发展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达140多个。

　　5月4日　中国日本共同投资施工建设中日海底电缆。

　　6月18日　国际大米价格上升，中国增加出口100万吨大米换回小麦。

　　6月28日　我国成功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

　　7月16日　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

　　8月1日　新华社报道，夏粮丰收，这是建国以来第二个大丰收年。

　　8月5日　全国环保会议召开，制定《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

　　8月16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水田农业机械化取得新进展。

　　8月26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电子工业迅速发展。

　　8月27日　我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9月3日　我国第一台天文测时、测纬光电等高仪研制成功。

　　9月12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钻井进尺和建设投产的油井生产能力创历史同期最高纪录。

　　9月26日　国务院重申对外贸易的重要原则。

　　9月30日　新华社消息，我国化肥产量比1965年增加一倍以上。

　　10月15日　秋季广交会开幕，与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贸易往来。

　　10月25日　西藏发现几十种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和非金属矿产。

　　11月1日　新华社报道，几十座大中型水电站建成投产，小型水电站5万多个，遍及全国。

　　11月8日　西藏军区在海拔　3800米　高寒地区大规模种植冬小麦丰收。这是西藏历史上农业发展的重要变革。

　　11月13日　国务院转批环境保护若干规定。

　　12月20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航空线80多条，连接全国70多个城市，于100多个外国航空公司建立业务往来。

　　12月22日　新华社报道，5年来，8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2月26日　新华社报道，同我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增加到150多个，其中50多个国家同我国签订了贸易协议。

　　1974年

　　1月12日　为在本世纪内实现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用几个五年计划时间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的战略思想，国家计委提出《关于拟定长远计划的报告》。

　　1月21日　国务院要求跟抓计划用粮、节约用粮、严格控制粮食销量等四点要求。

　　1月22日　国务院提出在今后三五年内，从国外进口一批大型化学肥料、化学纤维和连续式钢板轧机等设备。

　　1月30日　国务院批示防止沿海水水域污染。

　　2月17日　新华社报道，胜利油田去年创年钻井进尺　150105米　的全国石油钻井最高纪录。

　　2月19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农村掀起农田基本建设新高潮。

　　2月24日　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建成。

　　3月23日　我国西南交通干线成昆铁路建成。

　　3月30日　地热发电站在河北怀涞建成。

　　4月2日　我国第一艘二万五千吨级的浮船坞“黄山号”建成。

　　4月15日　第三十五届广交会开幕，规模为历届之最。

　　4月31日我国第一台医用电子感应加速器研制成功。

　　5月15日　华北滨海地区又建立起一个新油田――大港油田。

　　7月17日　我国冬小麦产区推广优良品种，占全国小麦播种面积的80%以上。

　　8月9日　伞式太阳炉研制成功。

　　9月12日　国家计委提出增加石油、棉花、部分钢材、化肥进口。

　　9月12日　我国第一个5万吨级码头建成。

　　9月15日　黄河青铜峡水利枢纽建成。

　　9月30日　新华社报道，大型油田――胜利油田建成。

　　10月3日　我国最大竖井钻井研制成功。

　　10月23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地方小煤矿去年产量比1965年增长两倍多，占全年28%。

　　10月26日　无偿援助越南11.17亿元物资。

　　12月19日　三门峡水电站建成。

　　12月27日　新华社报道，大庆至秦皇岛输油管道建成。

　　12月31日　中央要求切实着金计划生育工作。

 

 

　1975年

　　1月13日　周恩来提出，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1月14日　新华社报道，四川省开发天然气取得新成就。

　　1月15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红麻、黄麻实现自给自足。

　　1月25日　降低半导体收音机零售价格。

　　2月3日　景山发电厂首次应用电子计算机控制10万千瓦燃煤气轮发电机组成功。

　　2月4日　我国最大的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建成。

　　3月29日　高能加速器研制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5月30日　我国第一次发现古生界地层油田。

　　5月31日　国务院界定出口黄金，引进铜、铝、橡胶、涤纶等原料。

　　7月5日　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建成。

　　7月8日　秦皇岛至北京输油管道建成。

　　7月19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化肥产量显著提高，上半年增产的化肥可增产粮食100多亿斤或3000多万担棉花。

　　7月28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铁路上半年货运量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8月8日　河南地区特大暴雨，国家拨7亿元救灾费。

　　8月19日　国务院决定2亿美元进口。

　　8月19日　无偿援助柬埔寨6亿元物资。

　　8月30日　新华社报道，最近三、四年来，每年有一大批电站建成投入生产。

　　9月1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今年早稻丰收，单产、总产创历史最高水平。

　　9月3日　新华社报道，截止到1974年底，我国小水电发电量占总量的三分之一。

　　9月14日　新华社报道，一亿只广播喇叭连接千村万户。

　　10月7日　水稻培育出新品种，亩产达千斤左右。

　　10月27日　我国成功进行一次核试验。

　　11月17日　我国原盐丰收，创历史最好水平。

　　11月26日　我国成功发射回收式地球卫星。

　　12月24日　焦枝铁路通车。

　　12月39日新华社报道，我国农业连续13年全面丰收。

　　1976年

　　1月21日　又一艘万吨级浮船坞“华山号”研制成功。

　　3月13日　大型火力发电厂――莱芜电厂投入生产。

　　3月22日　邮电部门发展传真通讯技术。

　　4月15日　广交会开幕

　　4月21日　京沪杭载波电缆投产。

　　4月24日　　6011米　超深井打成。

　　5月1日　从事海洋地质调查工作的人数比1965年增加7.5倍，调查工作发展到黄海、东海和南海。

　　5月12日　有点职工建成全国微波通信干线。

　　6月6日　第一座现代化10万吨深水油港大连新港建成。

　　6月29日　上海黄浦江上第一座公路、铁路双层铁轨建成通车。

　　7月6日　人工培植的小黑麦在我国西南、西北、华北推广。

　　7月6日　滇藏公路建成通车。

　　7月22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夏粮总产量创历史新水平。

　　7月23日　沿海铁路干线津沪复线工程提前接轨。

　　7月28日　唐山地震。

　　8月7日　北京至山海关铁路修复。

　　8月23日　第一艘五万吨级远洋油轮“西湖号”在大连下水。

　　9月9日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逝世。

　　10月5日　现代化化纤联合企业――福建维尼纶厂建成。

　　11月16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80%以上的县建立水泥厂，产量比1965年增长4.1倍。

　　12月10日　江南9省已探明的某谈储量比文革前增长了2倍。

　　12月11日　高速大型通用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关于这些，经历过文革的网友，还在不断的补充：比如我国自行设计研究的乐凯彩色电影胶卷配套生产全面投入生产，结束了进口胶卷受封锁，使人们照像用玻璃代胶片的历史。与西德签订引进大型27吨到32吨的矿山用自卸车，我们叫红岩车，在修三峡大坝时，也用了这种大型自卸车，建成中国东方汽轮机、东方大型发电机、东方大型锅炉配套的从煤、油到发电整套大型企业、中国第二大型重型机械制造厂，这些厂在改开的八十年代，九十年，才是真正到了崩溃的地步。

　　1970年建成成都到昆明，昆明至越南的国际铁路，中国第1条北京环城地铁，采用开挖式修建，毛在50年代就要修北京地铁，有人借会破坏首都古建筑为由反对，毛就说我们绕过首都古建筑为什么不可以?因此北京地铁是环城地铁，现在才用掘进法修了过天安门的直线，当时修北京地铁抗北京城地下水技术属世界最新先进的。还有首都体育馆，采用杠杆原理，悬背樑薄壳结构，当时也为世界方形大跨度建筑首创。

　　当然这些，我们的媒体后来也有过一些报道，只是报道的前提是中国人民在顶着高压之下，也做出了一些经济上的贡献。事实上，文革期间工农业稳步以7%的比率增长，这可不是第三产业的GDP，比如知青支援后遍布农村的赤脚医生就没记入GDP。现在农民生病，就只能硬挺，进个医院几十里，同时贵得吓人，进不起医院了。改来改去发展了30年，技术翻天覆地，一些现实却是倒退了。

　　邓在1980年12月也讲：“经过三十一年的努力，我们的全部工交企业单位己经发展到近四十万个，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比解放初期增长近二十倍。培养了大批熟练工人和上千万专业人才，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国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好得多了。同一些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比它们大，建设的速度也比它们快。”(《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56、357页。)这说明，至少在1980年前，中国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就建立起来了。中国工业从不存在“发展缓慢”的问题!如果没有当时工业发展上的巨大成就，中国靠什么战胜美、苏两个霸权主义?怎么能够打破他们的封锁、制裁、禁运以及军事侵犯?世界头号霸权主义国家的总统尼克松能前来北京与毛会见吗?

　　再从三个个比较权威的数据来看中国在文革期间经济上的“崩溃”：

　　1、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4)》的数据：止于1978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3624亿元，这比1965年的1716亿元翻了一番还多，年均递增率达6.8%。主要产品的产量更是大幅度增长，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例如：钢产量达3178万吨，原油产量达10400万吨，原煤产量达61800万吨，粮食产量达30475万吨，它们分别是1965年的2.6倍，9.2倍，3.09倍，1.6倍。

　　2、《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资料：从1952年到1978年的26年的时间里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达6.8%;而同期世界的增长速度是3%，美国是4.3%，日本是6.7%，英、法、意还低于美国。这就是说中国的发展速度是世界同期的2倍多，远远高于美、英、法、意等，与处于高增长期的日本差不多。从主要产品的产量看，50年代初中国都排在世界工业国家的大后面，而到了1978年钢产量就超过了英、法、意，成为继美、苏、日之后的第四位国家;石油由过去有名的“贫油大国”而一跃成为基本上自给的世界“第八产油大国”。其他如：原煤跃居第三位;棉纱产量跃居第一位，发电量跃居第七位，粮食产量跃居第二位，棉花产量跃居第三位等。

　　3、据《中外对比五十年》中提供的材料：1965年至1985年西方国家GDP年均增长率是、：美国1.34%，英国1.6%，西德2.7%，日本4.7%。其他亚洲有关国家和地区是：新加坡7.6%，韩国6.6%，香港6.1%，印度1.7%。而同期中国是7.49%。可以看出其中除了新加坡、韩国、香港与中国速度接近之外，西方发达国家和印度等都远远低于中国。

　　以上数据看来，这样的增长速度从哪方面能说是缓慢呢?如果说“文革”时期经济发展是“停滞不前”，看了上面的数据，事实是这样么?而事实已经充分说明，从50年代以来的中国的一直是迅速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而关键性的建设大都在文革期间。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差距从没有拉大，而是逐渐缩小。所谓中国“经济发展步人低谷”、“扩大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等等纯系一派谎言。中国科技和经济发展，以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一、二百年的路程，那么我实在不明白，所谓中国“耽误了二十年”一说又从何说起?

三、文学史上所没有的文革史

　　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说，文革期间文化上就是一片荒漠。如今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大大小小的版本也有一百多种，但是里面涉及的文革文学，几乎基调出奇一致，就是文革是一片荒芜，文革是扼杀文学的摇篮。即使有一两个版本说起文革，就像触动雷区那样小心谨慎。或者干脆有人说文革时期的文学艺术就“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这个作家就是写了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的浩然。如果文革十年，真的是一片荒漠的话，好像一夜春风，像雨后春笋吹醒的中国当代文学。可悲的是，我们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在对待教科书的时候，可以质问朱自清的《背影》，可以说狼牙山五壮士不适合现在的孩子阅读，那么，你就不质疑一下中国的文革期间就“八个样板戏”?就这么轻易地相信了中国的作家，只有一个浩然?我们常常被告诫要实事求是，看来提倡说真话，提倡实事求是确实是需要的。

　　按照官方的“十年文革”或“十年动乱”的说法，文革时期在文化上说是一片荒漠，说那时中国就浩然这“一个作家”，那么请问一下：写《闪闪的红星》的李心田是不是作家?写《大刀记》的郭澄清是不是作家?写《沸腾的群山》、《探宝记》的李云德是不是作家?写《红雨》的杨啸是不是作家?写《万山红遍》、《海岛女民兵》、《小号手》的黎汝清是不是作家?写《桐柏英雄》的前涉是不是作家?写《连心锁》的克扬、戈基是不是作家?写《平原枪声》、《追穷寇》的李晓明是不是作家?写《雁鸣湖畔》的张笑天是不是作家?写《彝族之鹰》的杨大群是不是作家?写《渤海渔歌》、《燕岭风云》的单学鹏是不是作家?写《征途》的郭先红是不是作家?写《分界线》的张抗抗是不是作家?写《小英雄雨来》(又名《雨来没有死》)的管桦是不是作家?写《万年青》的谌容是不是作家?写《高玉宝》的高玉宝是不是作家?写《难忘的战斗》(又名《粮食采购队》)的孙景瑞是不是作家?写《青春》、《边城雪》、《戈壁花》、《草原似锦》的张长弓，是不是作家?写《雷锋的故事》的陈广生、崔家骏，是不是作家?写《二十响的驳壳枪》(被改编为连环画《一支驳壳枪》)的苗风浦是不是作家?写《南瓜生蛋的秘密》、《带响的弓箭》的张登魁是不是作家?写《虎子敲钟》的李田夫是不是作家?写《海花》的余松岩是不是作家?写《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并由作者本人改编为电影《烽火少年》)的颜一烟是不是作家?写《红电波》的谢学潮是不是作家?写《东风浩荡》的刘彦林是不是作家?写《机电局长的一天》的蒋子龙，是不是作家?

　　上面提到的作品，还只是文革时期出版的长篇或中篇小说，当然也有少数几篇出版于文革前，但文革中或再版，或继续发行，或被改编为其它艺术形式广为发行。比如连环画，在文革时期是很繁荣的，有不少精品，例子也举不胜数。上述被改编为电影故事片的也不少，比如《大刀记》、《沸腾的群山》、《红雨》、《雁鸣湖畔》、《征途》、《难忘的战斗》等。《海岛女民兵》被改编为电影《海霞》，《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被作者本人改编为电影《烽火少年》，《闪闪的红星》被王愿坚、陆柱国改编为同名电影。《桐柏英雄》改编得稍晚一些，电影《小花》上映时，文革已经结束了，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就凭这些影片，说文革时期只有“八个样板戏”，大概也不符合实际吧?而事实上八个样板戏确实是文学艺术的经典，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这是文革初期的戏曲改革成果。后期的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杜鹃山》、《平原作战》、《磐石湾》、《红云岗》和舞剧《沂蒙颂》等，都没有包含在内。也就是说，仅就“样板戏”而言，也不只是八个，而是十几个。此外还有其他许多剧种和地方戏曲，比如那个湖南戏《园丁之歌》，毛看过，还带头鼓了掌。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不是也备受推崇吗?

　　由此可见“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这句话，是经不起推敲和检验嘛。你说就浩然一个作家，本意可能是为了抨击和否定那个时代，或顺带贬损一下浩然，但客观上不是把其他许多作家的劳动成果也一起否定和抹杀了吗?

　　事实上除了以上提到了大约20多位作家，还可以列出20多名作家，以及他们在文革时期创作、出版的作品：比如《火网》(王世阁)、《春潮急》(克非)、《陈胜》(刘亚洲)、《农奴戟》(克扬)、《昨天的战争》(孟伟哉)、《激战无名川》(郑直)、《李自成》第二卷(姚雪垠)、《擒龙图》(张骏)、《向阳院的故事》(徐瑛)、《新来的小石柱》(董边)、《响水湾》(刘万隆)、《山村枪声》(木青)、《红石口》(龚成)、《山川呼啸》(古华)、《使命》(王润滋)、《小兵闯大山》(莫应丰)、《钢铁巨人》(程树榛)、《洪雁》(王小鹰)、《渔岛怒潮》(姜树茂)、《瓜瓜看瓜》(李述宽、岳长贵)、《牛田洋》(南哨)、《千重浪》(毕方、钟涛)、《保卫马良山》(李丰祝)、《春潮》(海笑)、《丹凤朝阳》(碧野著)、《红缨歌》(红万林)、《战地春秋》(胡万春等)、《高高的苗岭》(叶辛)。还有一些作品，写于文革时期，待出版时，文革已结束了，也就成了“新时期文学”，如张孟良的《津郊武工队》(又名《血溅津门》)，杨沫的《东方欲晓》，魏巍的《东方》。这些作品，有的被摄制成电影故事片，有的被改编成连环画。

　　除了小说之外，诗歌、散文、剧本就更多了，诗人、散文家也就不胜枚举。在文革时期影响较大的就有：《祖国呵，母亲!》、《緑色的沙漠》(又名《沙漠的春天》)的玛拉沁夫(他也是著名的小说家);《黄河少年》、《开山的人》、《十月的风云》的雁翼(他还是个著名的诗人);《特殊任务》、《南海长城》的梁信;《创业》的张天民;《山花》的孙谦、马烽(著名的“山药蛋派”作家);《长空雄鹰》的陈立德;《英雄儿女》的毛烽(小说原著巴金);《南海风云》的陆柱国(也是著名的小说家);《车轮滚滚》的薛寿先;《枫树湾》的陈健秋;《年青的一代》的陈耘、石方禹;《大刀记》的曲延坤、邱勋(小说原著郭澄清);《陈玉成》的刘征泰;《芦荡火种》(《沙家浜》)的汪曾祺(也是著名小说家);《平原作战》的张永枚(还是著名诗人);这些剧本，除《陈玉成》外，都拍成了电影在全国上映。《陈玉成》被改编为连环画。

　　以上提到的一些作家，有的在当时可能还不太知名，但进入新时期以后，写出了更有影响的作品，有的至今仍活跃在文坛。比如文坛上的一些声名显赫的作家，比如古华、刘心武、贾平凹、陈建功、李存葆、韩少功、陈忠实、蒋子龙、铁凝、路遥等等，包括诗人叶文福、梅绍静、雷抒雁、纪宇、顾城等，文革时期就已经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了。

　　那个吹响伤痕文学的代表人物刘心武不是在1975年也出版的中篇小说《睁大你的眼睛》、短篇小说《盖红印章的考卷》了吗?陈忠实的短篇小说《无畏》写的都是“与走资派作斗争”等文革时期时髦的题材。贾平凹的第一本小说《兵娃》就写于文革时期(1977年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是歌颂文革中的红小兵、反映农村中两条道路斗争的短篇小说集。他在《后记》中写道：“贫下中农把我推荐上了大学，我开始拿起了笔参加战斗。在三年的大学期间，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开门办学，到农村的几次实习中，我又回到了小伙伴中间，那些红小兵的可爱形象，时时使我感奋，使我激动。于是，我断断续续写下了这一支支对新一代的赞歌!对文化大革命的赞歌!”这些作品显然比较幼稚和粗糙，特定时代的烙印很明显。

　　文革时期，除了文学新人和继续坚持写作的一些文革前成名的中老年作家的新作，也陆续再版了一些有影响的优秀作品，如贺敬之的诗集《放歌集》，张永枚的诗集《螺号》，石祥的诗集《兵之歌》，魏巍的通讯特写集《谁是最可爱的人》，冯志的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等等。还翻译出版了一些外国的文学名著，如前苏联高尔基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的作品。《水浒全传》等中国古代的四大名著也在文革中后期再版。所以，文革期间文化是一片荒漠的说法，纯粹属于荒谬。将文革时期文学艺术简单地说成是“文革空白论”，这样做的目的：既损害了文学史研究的严肃性，又使一些文革时期坚持创作的作家和他们的艺术创造被遮蔽，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客观公正的评价。

　　四、文革期间，我国国防建设停滞不前了吗?

　　对外关系从来离不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如果没有我们国家的军事实力作后盾，从来就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看得起我们。“文革”期间，有人说是我们国家的国防建设停滞不前的十年，那么我们来看看在国防科技方面，我们取得了怎样突飞猛进的发展：

　　1966年，1月28日，我国的导弹核武器实验成功;10月27日，第一枚核导弹发射成功，才使我们国家真正的拥有了核威慑力;1967年6月17日，中国的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4月26日，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0年12月26日，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1971年3月3日，中国成功发射一颗科学实验卫星;1971年8月22日，中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首次以核动力驶向实验海区，从此中国海军作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动力潜艇的海军跨入了世界海军的行列;1975年11月26日，中国成功发射回收式地球卫星等。

　　在毛的领导和毛思想的指导下，国防科技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落后到先进，建立起了包括电子、船舶、兵器、航空、航天和核能等门类齐全、综合配套的科研实验生产体系，取得了一大批具有国内或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为队军现代化建设和切实增强的综合国力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国防科技的突飞猛进，在抗击外敌入侵和支援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军事斗争方面：1969年，苏联强行占领中国的领土——珍宝岛，毛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冒着打核战争的风险领导中国人民向苏联军队发起了自为反击战，最后，经过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取得了保卫珍宝岛的胜利，打击了苏联的嚣张气焰，使中国再次赢得了世人的尊重和敬仰。

　　1965年，美国全面介入越南战争，企图在中国的南大门打开一个口子，毛洞悉了美帝国主义的阴谋，毅然全力支持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向越南提供了大部分的武器弹药、粮食、药品等，并派出军事顾问团和数十万工兵支援越南，直到1975年越共统一越南，美国得到彻底的失败。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再一次领教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决心和意志，再一次不得不承认自己失道寡助，必将失败的最终结果。中国在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又取得了一次胜利.

　　1974年，南越在美国的挑动下侵占中国的西沙群岛，爆发了中越西沙之战，中国以四艘小扫雷艇和猎潜艇反击南越的四艘美制驱逐舰，危机时刻中国海军士兵靠近越舰以冲锋枪和手榴弹进行近战，最终打得越舰狼狈逃窜，开创了世界海战史上的奇迹，一举打出了中国海军的军威，从此打消了所有想要侵占中国领土的国家的想法，使得他们不敢再侵犯我们国家。通过这几次战争的胜利，为我们国家打出了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争取了一个进行外交关系的有力优势。反观现在，在某些人“韬光养晦”的政策的允许下，我们国家的领土可以被任何一个小的国家进行肆意的侵犯，而我们却不敢对它们进行合理的回击，这是何等的差别啊!

　　在军队建设方面：毛十分重视军队的建设，为了消除军队里面的等级制度，中国于1965年取消了军队里面的军衔制，采取官兵平等，官兵一致的政策，赢得了广大官兵的拥护，提高了大家保卫祖国，保卫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另外，在军队中广泛宣传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人民战争的思想，以及军队自力更生的思想。在自力更生方面，　1966年5月7日，毛在关于总后的一份批示中指示道：“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教社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两项，不能同时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通过这些措施的影响，提高了广大官兵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提高了他们的认识和分辨能力，也提高了他们自己动手、减轻国家负担的意识。在以后“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军队积极响应号召，官兵一起动手，基本做到了军队粮菜的自给，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在文革期间我们划归军队建制(包括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应达千万，这是不得了的数字，但是我们国家和人民却并不感觉负担沉重的原因就在与此。另外在“军队要支持左派”的号召下，积极的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间，在军队参与地方管理的过程中，基本上做到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和指示、始终为人民服务。正是通过这样的教育，我们国家的军队才在人民中间受到亲人般的待遇，军民一家亲，其乐融融。但是，再看现在，一些人一提到解放军就露出鄙视的态度，说他们是兵痞之类，军人的地位也与日剧降。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真实的结果，虽然你可能不会承认这正是在丢掉了毛思想后我们的军队的必然结果。美国人有一句话说的好，“我们不怕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因为他们永远赶不上我们，但我们最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真实的道出了毛思想在人民军队里面的极其重要的作用。

　　读了以上的史料，我们大致知道了文革是不是真的是一场“浩劫”了。或许从政治上看，现在一切是官本位的中国高官们不能将百姓当奴隶驱使，反受百姓“四大”困扰，不能锦衣玉食，作威作福，发财致富，反而被弄到干校参加劳动，甚至被草民批斗，对他们而言，那的确是场浩劫。从经济上中国有了两弹一星等，对帝国主义及其中国的走狗而言，再也无法用武力征服中国，对他们而言，的确是场浩劫。从文化上而言，那些以精英自居、而且被要求与工农划等号，参加老百姓才有的劳动的知识分子，对他们来说的确是一场浩劫。还有想嫖娼者无处嫖娼;想赌博者无处赌博;想吸毒者无处吸毒;想贪污者不敢贪污等等，对这些社会恶人而言，文革十年不能如愿以偿，的确是一场浩劫。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说到底文化大革命是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从根本上说是保护广大劳动者的根本利益的。这种斗争对人们的灵魂触及之深刻是史无前例的;对社会上业已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对一心要重新登上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地位的人的这种企图的打击力度是史无前例的;与历史上任何时代的改革相比，对后世的影响也将是史无前例的;正由于此，文革与历史上其它改革相比，遭到的恶毒攻击与诽谤的程度也必然是史无前例的;把这样一个全世界追求进步的劳动人民曾经敬仰过的、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以广大劳动人民为主体的、为追求社会进步而进行伟大探索的政治运动说的一无是处，全盘否定，甚至为将其污蔑成史无前例的大灾难所使用的手段之卑劣程度，恐怕其本身就又是个史无前例。

　　结论：民主的中国，请从重新评价文革开始

　　时间承载历史并推动社会发展，而我们活在几千年历史当中，却常常无从感知历史的存在。文革的历史，就是一个特例，给文革定性与定罪，与其说是在总结历史，不如说是在清算历史。当然，这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即使是为了我们后人的某种需求，为了某种利益，但是不要忘记一点，没有任何一种利益，比得上“国家”和“人民”这两个语汇更能够让人们获得那种利益分享的愉快了。不管怎样，作为历史的承续者，我们希望的历史，应当是客观的、实事求是地，这样才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思索历史，并且以史为镜，并照亮未来的路。所以，文革需要实事求是地展现在历史书上，而不是简单粗暴地被定性成这么笼统的一个结论。文革也应该被重新评价，这不仅仅是对文革的负责，而是对历史的负责，是对人民的负责。文革是属于历史的。给文革定性，不应如此匆忙。文革是历史，是只可以批判而不可以审判的。毕竟彻底否定文革，就会使后人无法正确理解真共产党的历史，无法理解当时党的领导人，也无法正确评价毛泽东，而只是从无限夸大的错误和全盘否定中来认识他们，而最终的中国历史，就根本无法正确地延续。我们可以回避这段历史，但是我们不能回避自己的过去，不能回避我们的良知。如今，官僚假共，以及中国人民曾经都在拥护的，参与的，被毛泽东自认为平生两件大事之一的文革理解成这个样子，这是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吗?历史不是精英论断出来的历史，而是客观事实的反映。是非对错，交给人民去判断，交给时间去结论。

编者按：在国际国内形势急剧变化的复杂情况下，要想从容应对各种政治、经济、军事的挑战，带领中国人民走好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有一只纪律严明、团结一致的干部队伍，就必须开展强有力的整党反腐的工作。怎么办？向毛主席学习，追寻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观，以思想统摄制度，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反腐道路。

韩德强：什么是真正中国特色的反腐道路？

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去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成就不容否定，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最主要的问题是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腐败现象令人触目惊心。承认私心和放纵私心是两回事。新中国前三十年急于改造私心、否定私心，但后三十年则是过于肯定私心、放纵私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重新成为许多人的信条。舆论不断强调，党员也是人，有私心。于是官商勾结逐渐蔓延，“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逐渐化作“为人民币服务”的宗旨，党和政府的公信力逐渐下降。

主流的反腐败思路是取消公共权力的思路。这个思路的基本逻辑是，在“经济人”假设前提下，只要公共权力存在，就必然有腐败，所以要消除腐败，就要取消公共权力。其主张就是取消权力空间，拓展资本空间，要“小政府，大社会”，“小小政府，大大社会”。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呈现出“市场越大，政府越强”的特点，至今恰恰是形成了“大政府，大社会”的格局。而我们的主流反腐败路线可能导致中国变成“弱小政府，外资控制的社会”，那样的话，反腐败路线就可能演变成卖国路线。

此外，还有人主张放弃“一党专制”，鼓吹“三权分立”，这种声音也渐成气候。随着腐败现象的蔓延，一些群众对党的信心不足，也成为这些观点的追随者。要削弱这种思想，就必须出现一批清官。从经济学角度看，人民最希望的是出现一批清官，因为清官能够为人民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服务。人民会算账：西方的政治模式让一批自私的官员相互制衡，成本高昂不说，三权勾结的风险也很大呢。中国共产党庄严承诺为人民服务，党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为人民服务的历史，这是党的政治合法性所在，是中国政治模式的合法性所在。我们很多党员干部现在变得这么腐败，是因为他们把为人民服务抛弃了，把毛泽东思想抛弃了，所以，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重新高高举起，把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重新注入党的肌体，让共产党重新变得坚强有力。

毛主席

 

邵景均：毛主席怎样领导反腐败工作

来源中国共产党网，原题为《只要继续执行毛主席的反腐就没有反不了的腐败——毛泽东怎样领导反腐败》，作者邵景均，中共文献研究会理事、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常务理事，曾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研究室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部监察专员。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央组织部特约评论员，《人民日报》特约高级编辑。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能够为世人称道的廉政时期并不多见。毛泽东主政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共产党人廉洁从政的光荣岁月。几十年之后的中共领导人江泽民指出：“建国初期，我们党在扫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保持党和国家机关清正廉洁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有学者指出：“那时，中国共产党取得的反腐倡廉成就，与世界反腐倡廉史上任何一个成功范例比起来，都毫不逊色。”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新中国的廉政建设打下了坚固的基础。认真回顾毛泽东领导反腐败的基本做法和经验，对于现阶段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加强思想教育，注重榜样作用，营造浓厚的反腐败社会氛围

掌握思想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就形成的工作方法和优良传统。解放后，毛泽东在领导反腐败斗争方面始终不放松思想教育。主要特点是：其一，运用各种宣传教育手段，声势浩大，形成强大的舆论优势，不留死角;其二，始终以党员干部作为教育的重点对象;其三，树立先进典型，进行典型教育，如60年代进行的学习雷锋、学习焦裕禄的活动;其四，最高领导层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

　对于反腐败，毛泽东历来强调教育在先，对人不能“不教而诛”。通过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权力观，这是反腐倡廉的思想基础。一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毛泽东强调：“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坚持了这一最高标准，为政清廉就有了基本保障。他历来主张“奖励廉洁，禁绝贪污”，强调共产党员在政府的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毛泽东反复告诫：“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已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二是艰苦奋斗的传统教育。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也是毛泽东反腐倡廉的指导方针。全国解放前夕，他就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执政以后，他始终用这一优良传统教育全党，增强反腐防变的免疫力。三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教育。毛泽东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共产党人克服自身不正之风的有效武器。他一生领导党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整党整风，成功地运用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保持了党的清廉和良好作风。四是历史经验的教育。毛泽东倡导学习《甲申三百年祭》，教育全党“不当李自成”;学习“贞观之治”的经验，教育干部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等。通过学习和研究历史经验，从执政的高度增强反腐败的自觉性。五是榜样的教育。毛泽东特别强调，领导干部要作清正廉洁的模范。他一生清廉，痛恨腐败，自己就是为政清廉的实践者和表率，这在中国是众所周知、无需举证的。他树立了雷锋、焦裕禄等许多大公无私、清正廉洁的先进榜样，对几代人的成长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他也注重运用腐败分子“反面教员”的作用，教育干部引以为戒。毛泽东十分重视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反腐倡廉中的表率作用。为此，制定了一系列抓领导、以上带下的反腐倡廉策略和对策。一是提倡实行干部的低薪、节俭保廉制度。毛泽东认为高薪、特权，进而生活奢侈是干部腐败赖以产生的物质基础，要实行巴黎公社创造的低薪原则，防止干部产生升官发财的动机。二是提倡实行干部定期参加劳动的制度，以克服干部中官僚作风和特殊化现象，保持密切联系群众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三是坚决执行严格的奖惩制度。毛泽东非常注重调动和发挥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反腐败的积极性和带头作用。在“三反”运动中，毛泽东号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向当时的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那样亲自上“前线”，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来打。他支持武汉市委公开揭露和惩处一批公然压制群众批评的领导干部。

二、毛泽东对腐败的基本态度是迅速反应、严惩不贷，决不心慈手软、姑息养奸

尽管党在执政以前开展了长期的反腐败斗争和根据地廉政建设，七届二中全会还特别提醒全党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要求党员干部做到两个“务必”，但是，真到了执掌政权，一些党员干部就开始憧憬执政给个人带来的种种好处，有的经受不住权力、金钱和美色的考验，滑向了腐败的泥潭。根据当时的统计，北京从1949年解放到1951年底，在市属机关和企事业内部，查处贪污腐败分子650人，贪污总金额约15亿元(旧币，本段下同)。同期上海发生的大大小小贪污案3002件，涉及3230人，贪污总额186亿元。其他地方这类贪污腐败现象也多起来。当时西南局领导人之一的邓小平指出：蜕化腐朽“倾向正在发展，特别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很多。无论城市农村，贪污腐化现象都很严重。”“这种现象如不纠正，不但影响工作，损害党的声誉，而且要垮掉一些同志。”

面对已经出现的和可能出现的腐败现象，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毛泽东认为，腐败分子是“钻到我们队伍里面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的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这是些小蒋介石”。 “蒋介石”者，人民公敌之谓也。在毛泽东看来，政治思想上的蜕化变质，经济上的贪污受贿，生活上的挥霍享受，均属于腐败的范畴。腐败是剥削阶级思想在党内和政府内的反映，反腐败是“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关系执政党的前途和命运，“是全党一件大事”。毛泽东深刻地指出，腐败现象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乱源，轻则引起群众的反对和不满，重则会引起“第二次革命”，造成干部“霸王别姬”、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局面。后来他多次讲到腐败会“亡党亡国”。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最早领导的反腐败斗争是1951年12月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即“三反”运动。毛泽东领导反腐败，“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待办法”(薄一波语)。为指导“三反”运动，毛泽东所写的指示、批语、书信等各种文稿，多达300余份。他特别注重抓大案要案，敢于碰硬。他主张对投机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坚决消除，对犯罪的共产党员要加重惩处。在处理刘青山、张子善一案时，曾有人以刘、张都是有贡献、有影响的领导干部为名替其说情，毛泽东的回答是：“正因为他们俩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理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毛泽东这种坚决的反腐惩贪态度，不仅使当时党内和国家机关内部存在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得到一次广泛的揭露和相应的惩处，同时也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一次生动的深刻的反腐败思想教育，从而为党风、政风的清明廉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清楚地看到，“三反”运动的重点对象是各级不廉洁的干部，因而许多干部可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抵制运动。为把运动引向深入，毛泽东制定了“首长负责，亲自动手”的方针，进行层层发动，督促领导带头。据统计，从1951年11月20日至12月31日的42天内，毛泽东撰写大量指示、批语和书信，批转了许多报告，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有50多件。他对干部注重加强正面引导，肯定、表扬和推广了罗瑞卿、贺龙、习仲勋和空军党委领导运动的经验;同时，尖锐批评那些行动拖拉者和掩饰错误、消极怠工的干部。山东分局因“打虎”数量少，受到毛泽东的督促：“你们打虎成绩还很小，你们还没有制订出全省包括县以上党政军民各系统的打虎计划，你们对下面督促不严。” 1952年12月31日中直机关的党委扩大会，严肃批评了做得差的单位，并撤职查办了几名高级干部，引起强烈反响。在毛泽东的带领和督促下，各级主要领导干部亲自挂帅，雷厉风行，层层检查监督，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不使反腐败运动走过场。

三、充分依靠群众，加强人民监督，形成压制腐败的强势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毛泽东领导理论的核心，也是贯穿在他领导反腐败斗争实践的一条红线。毛泽东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明确地指出: “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

毛泽东崇尚“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所以他非常重视人民监督，扩大群众参与，注重公开揭露问题。他提出，扩大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就是公开批评。他认为，公开批评比私下批评更有力量，更有利于执政党保持自身肌体的健康，更有利于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毛泽东的领导下，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指出：“我们的党已经领导着全国的政权，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很容易危害广大人民的利益，而由于政权领导者的地位，领导者威信的提高，就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在党内党外拒绝批评，压制批评。”为此中央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了确保这种公开批评不受压制并取得成效，还明确规定，“凡在报纸刊物上公布的批评，都由报纸刊物的记者和编辑负独立的责任。”这一决定还指出：“只要报纸刊物确认这种批评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即令并未征求或并未征得被批评者的同意，仍然应当负责加以发表。”“批评在报纸刊物发表后，如完全属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声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如有部分失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作出实事求是的更正，而接受批评的正确部分。如被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或对批评者加以打击，即应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予以处理。上述情事触犯行政纪律和法律的部分，应有国家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予以处理。” 这一决定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产生了热烈的反响，在报刊上进行公开批评蔚然成风。在刘青山、张子善因巨额贪污被处决的一个月前，一些党员群众就投书《人民日报》，批评河北省委、省政府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他们质问道：“刘、张小集团进行贪污行贿已有一年之久，而天津地委同志和李克才等亦不断有过检举、报告……河北省委为什么长期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像他们这样大规模地贪污、盗窃国家财物，在天津专区闹得风声很大，为什么河北省政府竟长期没有发觉?” 在党内外的公开批评下，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河北省政府主席杨秀峰分别代表省委、省政府在《人民日报》上作了公开检讨。1952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河北省委书记的妻子弓彤轩对自己接受刘青山、张子善礼物的错误的检讨。因检讨不彻底，中共保定市委办公室李春、谷雨投书《人民日报》，要求“弓彤轩应重新作检讨”。1952年2月6日《人民日报》为这封来信加编者按予以支持。当时，这种公开批评虽然涉及高级别领导干部，但党内外并没有感到有什么特别和不妥之处，也没有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相反，倒给广大干部群众一种振奋、一股力量，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加信任党，拥护党的领导。鉴于这种实践效果，毛泽东在1953年进一步提出：“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从毛泽东倡导公开批评的实践中，能够深刻感受到，公开批评显示的是人民的力量、真理的力量，以及党的强大生命力和自信与睿智——一种更重要的力量。